|
稳定办学是目标 系统性是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一大特征，它不仅与2015年修改的《教育法》一脉相承，也与2016年通过的《慈善法》相关，还与全国人大正在制定的《民法通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将原先的第十八条改为了第十九条，明确修改为“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营利性民办学校。”与此同时，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做了界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过去对民办教育存在诸多争议，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之前，学校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但是，怎么算‘合理回报’是很模糊的。法律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属性没有界定清楚。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则明确了这方面的属性界定，即非营利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民办学校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学校办学。这些规定极大地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规范发展。”魏建国说道。 在界定属性的同时，《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明确“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这一条又有什么深意呢?对此，蒋承分析认为，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和公益性都非常强，除了教育外，更重要的是传承公共道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我们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有营利性的商业诉求夹杂其中容易产生反效果。” “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强调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责任，是公民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强制接受的。”刘熙指出，“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刘熙认为，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过去由于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属性界定的模糊，对于民办学校，政府部门在税收减免优惠、财政投入等相关配套制度就难以落地，办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对此，费毅立深有体会。由于得不到政府补助，儿子所上的那所民办学校为了节约成本而将校址选在了郊区，同时为了扩大生源，学生来者不拒。尽管儿子进步很快，但由于往来接送成本较高，再加上瘦弱的陶陶经常会受其他同学欺负，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考虑再三，费毅立决定还是把陶陶转回正规公办小学接受教育。 “2017年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配套制度，稳定民办学校发展。”刘熙分析道。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2016年11月7日，《决定》通过的日子。“在11月7日前，我们称为老学校，之后的是新学校。新学校毋庸置疑要严格按照新的法律体系执行，而对于老学校，则会有一定冲击。实际上，《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以后已经在民办学校里引起了热议。” 那对这批老学校，如何保障举办者的权益呢?刘熙指出，重点是财产权和治理权。在营利性民办学校中，这个问题以出资额划分相对比较容易解决，但转为非营利后，举办者如何继续掌握学校的发展则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是举办者的产权，在法律中对这块已经有所考虑，就是基于历史和其贡献给予相应补偿或奖励。”刘熙说道，“治理权重点还是要通过章程依法管理学校，也就是举办者只能在章程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管理学校，这中间就有很大的弹性。确钱和确权后平稳过渡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在大原则之下，地方如何实践也很重要。“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主要和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有关。”刘熙分析道，“但平稳度过这个过渡期的目标是一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