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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榷场，执政者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想通过榷场获取利益，又想停止榷场活动来挟制对方。
边疆榷场反反复复，一打仗就停，和平了就复设，简直成了和平的测试剂、试金石，不过想想他们半推半就的样子，其实也挺好玩的。
在史书中，北宋、南宋是所谓的正统王朝。其实此时中国大地上先后并立着几个政权。除了南方的藩属国，北方的辽、金、西夏等，都不是善茬儿，随时可以给中原王朝致命一击。宋王朝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双方打打杀杀，战战停停，谁也吃不掉谁，只好承认客观事实，打仗的间隙彼此还要经济往还，互通有无。于是，大家在边境上设立了交易场所，这就是着名的“榷场”。
“榷”，“专营、专卖”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就说明了榷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易。名义上是边贸，但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同时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比如，榷场的管辖权属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榷场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买卖双方不得直接交易，政府派官牙人(中介)评定货色等级，包揽交易全过程，收取牙税(中介费);小商人十人结保，每次只能携一半货物到对方榷场交易;买卖的物品也不是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最新书籍不能在榷场卖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大宋和西夏在保安军(辖境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志丹、吴旗两县)设立榷场。交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方的交易：宋方用缯帛(丝绸的总称)、罗绮换取夏方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等。另一部分是民间交易。此处语焉不详，只说“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随意买卖，估计交换的物资面应该更宽泛一些。
宋英宗治平年间，在河北四个榷场明确禁止民间买卖硫黄、焰硝及以卢甘石。这些东西可以制造火药，属于战略物资，落入敌方后对自己不利。
也有稍显奇怪的封禁——宋英宗曾告知奔赴榷场做图书生意的老百姓，只能带九经(即《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其他书籍均不得在边境买卖。这肯定不是要替对方把一下政治关，以免对方读者受到不良影响，也许是担心新写的书籍会把有效信息透露给对方。
尽管有种种限制，榷场还是如火如荼地在各国边境间成长起来，官府获利颇丰。宋英宗时，“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巨额进项显示，畸形的榷场边贸虽然条件严苛，违背市场规律，但毕竟是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有总比没有好。
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榷场这种东西，执政者始终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想通过榷场获取利益，舍不得这块肥肉，又想通过停止榷场活动来挟制对方，让对方低头服软。纠结的思维造成了政策的摇摆。
赵匡胤时代，大辽国跟北宋在交界处民间贸易比较活跃，但未设置专门的官署进行管理。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镇、易、雄、霸、沧等地各置榷务。后来两国在范阳交战，遂罢市。雍熙三年，更是禁止河北民间人士与大辽通商。某种意义上，这也算经济制裁的方式之一。你不是打仗吗?我不跟你玩了，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挣到钱。
自然，所谓制裁，又是一把双刃剑，导致两败俱伤。双方常年作战，经济凋敝，民困粮乏，上上下下都有怨言，万一激发国内矛盾，来几个农民起义，也够皇帝喝一壶的。这种情况下，宋太宗赵光义在端拱元年下决心恢复榷场，以爱民的名义，通过边贸振兴经济。
政令一出，官民皆喜。就在大家撸胳膊挽袖子，借钱的借钱，囤货的囤货，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皇帝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恢复了榷场禁令，且惩罚更加严厉——私自贸易的全部处死，大辽国的人民私自进入领地进行经商的人，见者必斩。
朝令夕改，透支信用，他这是疯了吗?其实，这种反复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考虑。比如，榷场内外常有奸细出没。你一放开，对方的刺探就通过各种方式进来了。早在南北朝期间，南朝刘宋政权中的颜峻便提出边境互市的危害：“敌人不但战斗力顽强，而且大大的狡猾。在互市明着跟我们做生意，实则窥探我方国情。如果过多满足他们的要求，早晚生事。”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二月，皇帝对大臣们说，宋人喜欢背信弃义，制造事端，不可不防。陕西沿边的榷场可留下一处，其余的全部停止。同时令当地官府严查奸细。此前，为防止奸细入境，已经取消了兰州、保安、绥德三个榷场。大定二十一年正月，大臣们讨论是否恢复陕西榷场时，有人提出陕西邻近的西夏经常有“奸人”往来，所以不能恢复。可见当时奸细刺探军情并非个案，或是一种常态。
但彻底断绝交易又不行。你固然惩罚了对方，于己却亦属自杀性行为。赌赌气可以，不能玩大了。这时候总得有一方先提出恢复榷场。谁先提出请求，谁批准同意，又有讲究。一般情况下是弱势一方服软，主动示好，除交流物产外，似乎也正借此修复关系。
《小康》2017年0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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