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资料图）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写出了一部关于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史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1983年，美国新闻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再努力，终获中国政府同意，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写下一部轰动世界的新闻名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既为人们了解这一段传奇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感觉，也为新时期的中国记者采写新闻、讲述故事展现了新颖的范本。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年11月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25年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0年至1948年，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1949年3月起，曾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常驻记者、编辑、副总编辑、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曾获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在漫长的记者和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为反映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心血，足迹遍及欧洲、苏俄和远东各主要战场，以其犀利的目光、鲜明的观点和娴熟的文笔，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政治、军事内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尔兹伯里曾深入前线，遍访苏联广大地区，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作品，闻名于世。其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史诗。”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位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如此写道。从《西行漫记》种下对长征的神往，踏访长征路的夙愿在索尔兹伯里心中深埋近半个世纪，直至斯诺去世、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提出踏访长征路的请求，而“长征之门”直到1983年8月才敞开。其间，他作为中国观察者，走访中国各地，先后出版了《在中国周围》和《中国100年》两本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部书是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亲身走过那段不同寻常的路程，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
“非险不乐”的长征路
索尔兹伯里自称“天下风云一报人”，以“非险不乐，事业乐趣在险中”为人生信念的他，在76岁高龄以一颗依靠起搏器跳动的心脏，亲自完成了他笔下“红军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的旅程。
1984年，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索尔兹伯里从江西的于都河畔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乘车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地区，历时72天，到达了长征的落脚点——陕北的吴起镇。一路上，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夏洛特，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外交部译员、一位老红军的后代张援远——《长征》中译本的译者之一，美国外交官、“中国通”谢伟思。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 秦兴汉日记清晰记录，两个多月中，索尔兹伯里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工作，白天采访、考察，到了晚上则边苦思冥想，边用便携式打字机整理采访素材。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此时都变成了流畅的文字，就连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员——军博馆长秦兴汉和翻译张援远歇息了，谢伟思睡了，连妻子夏洛特也进入了梦乡，只有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打字机还在工作。最“苦”的事情还在后头，走到西昌时，索尔兹伯里便因过度疲劳和兴奋导致心脏病发，困在了长征路上。危难之际，经西昌和成都两地医生的救治和呵护，仅一周便康复出院，执着地继续上路。
期间，他们一行人爬雪山、过草地，其中的艰险难以描述，“躲过的车祸自不必说”，最惊险的莫过于皎平渡之行，去时在15公里多的山路上徒步行军，索尔兹伯里摔了好几个跟头。返回的时候就更难了，开始用担架抬，因山路难走，不行，后来改为骑马，“临时找来的马没有马镫，以简易竹圈替代，马鞍则用医用胶带绑着凑合用。”途中没有更洁净的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面对着漫长崎岖的路途，疲惫困乏的身体有时真感到难以支撑。每到这时，索尔兹伯里那种当战地记者锤炼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会显露出来。索尔兹伯里认为此行是踏访长征遗迹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页：“不亲自到长征路上看看就不能深刻理解红军，也不能深刻领会长征的意义。”
1984年6月8日，索尔兹伯里与他的中国同伴拿起红军用过的钢刀，在毛泽东旧居前相视而笑“我们的长征结束了。”
带着问题访问全程
“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三个以上的资料来源他才采用。”翻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籍，读者就会发现每一个章节后都有不少于两页的注释，对索尔兹伯里严谨的采访态度感到由衷的钦佩。秦兴汉回忆，索尔兹伯里的访问全程都带着问题。与毛泽东当年“担架上的谋划”相比，索尔兹伯里热衷于和中国同伴们进行“车上座谈会”：过四道封锁线的情况如何?红军长征时气候如何?直问得秦兴汉不时常燃上一支烟边思考边回答。
正由于严谨的态度，访问期间，索尔兹伯里除了每到一处与当地干部、学者座谈，他还访问了当时为红军配过伤药、缝制过衣帽，为红军运送过伤员、做过饭的诸多老人，他们不经意的话语常常令索尔兹伯里如获至宝。他在了解到红军与茅台酒厂的一些故事，比如李德曾饮酒过量七天七夜未醒，被担架抬着行军，红军以酒洗脚解乏等之类的故事之后，希望实地验证，但未被安排参观茅台酒厂而发了一次“不小的脾气”。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谋划”。讲诉担架成了政治讨论的场所，这些讨论为毛泽东重掌大权铺平了道路，使他接管了长征的指挥权，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索尔兹伯里始终想搞明白一个问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为何胜利?通过踏访长征路，他逐渐有了实质性认识：访问初期，他认为红军将领太能干，而国民党将领太腐败;中期他认为红军的胜利因素很多，理想、智慧、政策、团结、纪律等皆转化为战斗力，“有信念的部队战无不胜”;访问后，他明白了中国一句古话“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道理，长征的胜利源于根扎在人民之中。索尔兹伯里动情地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会使人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来，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由衷叹服邓小平
索尔兹伯里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1972年以后，他曾多次访问中国。1977年，他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很显然邓小平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说，邓小平“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采用了他最擅长的叙述个人轶事的方法，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他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形象地描绘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精神风貌。书中第三十一章《屹立不倒的小个子》，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邓小平。
在书中，他写道：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位像邓小平那样锐气十足，显得更有气魄。邓小平多年来稳步地、几乎让人瞠目。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1952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1957年，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传奇性的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和他面对政治上的多次打击所表现出来的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深深地吸引着索尔兹伯里，他在《天下风云一报人》一书中，以“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为题，专章介绍了邓小平。谈到邓小平邓一生三次被打倒，然而却能够成功地实现三蹶三起的奇迹，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辉煌，这位资深的新闻记者也不禁感慨万分地说：邓小平曾说过向外资敞开大门，搞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经济特区，促使中国经济大发展。索尔兹伯里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
邓小平愈挫愈勇的个人魅力使索尔兹伯里发出了由衷的叹服，他断言，邓小平“能使中国腾飞。”他说：我想不出有谁比邓小平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来克服‘文革’造成的破坏，激励11亿中国人完成‘新长征’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经济诸强之列，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而21世纪正是属于中国。
《长征》是索尔兹伯里用双脚“走”出来的。
继续见证新长征路
1985年，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即刻成为世界畅销书。1986年，在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南胜利会师50周年前夕，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长征也令索尔兹伯里与中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书中，索尔兹伯里称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索尔兹伯里早就预言：只有拥有了坚定的信仰支撑，人才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九死未悔、勇往直前。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能很好地把握住了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如长征的开始是如何发起的，这就是一个谜一般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此后，针对长征和革命走向的一些争论，一些权利的争斗与重新分配，都被作者如实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993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告别了一生钟爱的新闻工作。按照其生前嘱托，那台伴随他半个世纪，从苏德战场到万里长征的老式打字机留给了儿子;那个随身携带踏访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送给了中国。当年5月，当张援远把这件遗物转交中国军事博物馆时，在场许多人眼圈都红了。
《小康》2016年10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