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小康网 卡乐图片网 小康圆点直播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2016年06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文化
谁都没看过的吉卜力史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铃木敏夫(左)与宫崎骏(右)。
  
  
  《龙猫》和《萤火虫之墓》上映时完全没有观众去看;《魔女宅急便》曾被人说是“宫崎骏最后一部作品”;《红猪》原本只是大师用来纾解心情的15分钟视频……宫崎骏幕后推手、吉卜力制作人铃木敏夫所讲述的这些幕后故事,或许是你从未听过的吉卜力故事
  
  “对于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与人打交道。与喜欢的人深交,在喜欢的人身边工作,实在是令人愉快的事,这对心理健康也非常有益。能与宫崎先生、高畑先生、德间社长等许多喜欢的人相遇,愉快地工作到现在实在是我的幸运。”这是吉卜力工作室董事长兼制片人、曾参与制作几乎所有宫崎骏电影的铃木敏夫,在回顾自己与宫崎骏、高畑勋几十年交往合作时给予老伙伴们的评价。
  然而,如果时光回到他们三人初次相遇的时刻,铃木眼中的两位好友远没有这么“令人愉快”,他甚至曾在心底暗自思忖——两个奇怪的家伙。
  铃木最初邂逅宫崎骏、高畑勋时发生了什么?又是怎样的因缘际会把看似“不合拍”的人拉在一起成了最亲密的工作伙伴?三人相处的几十年间又有哪些不为外人道的幕后故事?
  多年前,铃木曾接受日本著名音乐人涉谷阳一历时2天、整整10小时的独家专访,将他和宫崎骏、高畑勋,以及吉卜力30年的故事和盘托出。按照铃木的评价,那次访谈如“嫌疑犯”面对“检察官”。
  如今,这份采访实录中文版以《吉卜力的风》为名出版,书里或许有谁都没看过的吉卜力故事,也有关于宫崎骏、高畑勋两位动画大师最真实的一面。
  
  “两个奇怪的家伙”
  铃木至今仍记得他与宫崎骏、高畑勋初次交流时的种种细节。那时,作为日本动画杂志《Animage》负责人兼编辑的他想就宫崎、高畑两人作品《太阳王子 霍尔斯的大冒险》进行一次专访,于是打电话给这部片子的导演高畑,而这通电话却让铃木大受冲击。
  “我打电话给高畑兄,单纯只是表达想拜会他的意思。不料高畑兄在电话里絮絮叨叨陈述他不能会面的理由,足足讲了一个小时!我吓呆了。”
  高畑到底都说了什么?铃木记得大概是谈他没办法协助制作大众取向的杂志,对自己出现在这类杂志里存有疑虑之类。铃木将高畑一个小时的陈述总结为一句:我不想见你。
  然而,正当铃木打算放弃时,高畑却说:“其实和我一起制作《霍尔斯》的还有宫崎骏。他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也许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把电话转给他。”
  事实上,那是铃木第一次听到宫崎骏这个名字。本以为剧情反转的他,没想到在宫崎骏身上,收获了更多“打击”。宫崎骏当年的措辞,他记得一清二楚——“关于《霍尔斯》我有很多话想说。所以给我十六页吧。”铃木记得,宫崎骏当年表示,没有十六页就免谈。
  “高畑先生说了一个小时,宫崎先生大约三十分钟,两人合计一个半小时。最后我累极了,只好死了这条心。”铃木说,自己当年虽然是主动邀访,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采访这两人。“我心想,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两个奇怪的家伙。”
  正是因为不太美好的第一印象,反倒促使铃木此后半夜杀到戏院观看《霍尔斯》,他说,那次观影带给他的冲击是“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他甚至因此有些理解那两个奇怪的人。
  也许是因为被震撼后的那份理解,也许是因为被拒后心有不甘,总之,此后的铃木开启了对宫崎骏、高畑勋的“紧贴”模式。铃木在此前写作的回忆录《乐在工作》中也提到三人最初的“紧密”交往。
  在不愉快的电话交流后,铃木与宫崎骏的初次见面是在后者制作《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之城》时。铃木同样是以采访之名与另一名编辑一起拜会宫崎骏,不成想,一去便遭到宫崎骏回绝——“我不想接受采访”,原因是,宫崎骏认为铃木做的杂志“无聊之极”,是“拿动画来卖钱”,如果接受杂志采访,“会被玷污”。火冒三丈的铃木搬张椅子坐在宫崎骏一旁,什么都不说。而这时宫崎骏又冒出一句:“你碍着我了,请不要在我旁边。”
  此后的故事是,铃木坐着一言不发,宫崎骏同样沉默工作。直到凌晨两点,宫崎骏突然说:“我回去了,你们明天九点再来吧。”铃木说,当年的他兴起一股奉陪到底的念头。“我们同样是凌晨两点回家,隔天早上九点再去。到了之后就坐在旁边默默看着。记不清楚是第几天,大概是过了将近一个礼拜,他才拿了分镜图给我们看。那是那部电影里一幕自行车追逐的场景。”铃木记得,宫崎骏指着分镜图问他和同去的编辑:“这种时候要说什么?”恰巧那位编辑是个自行车竞速迷,立即说:“自行车比赛里把这种情况叫‘抄外挡’”。宫崎骏听后马上说“原来如此”,然后把它写进了分镜图。铃木说,正是从这之后,大家逐渐畅谈起来。
  铃木将自己与宫崎骏最初的交流总结为:忍耐力大比拼,而他与高畑勋之间,又何尝不是比拼耐力。
  见到宫崎骏不久后,铃木与高畑会面的机会来了。当时高畑要制作长篇动画电影《小麻烦千惠》,铃木得知消息便立即去找他。两人一见面,高畑就摆出“要干架的样子”,他问铃木:“你一定是想问我原著什么地方吸引我想要将它拍成电影这种无聊问题吧?”而同样年轻气盛的铃木听罢,提出“为什么制作出像《阿尔卑斯少女海蒂》这样名作的高畑先生会去做《小麻烦千惠》,这岂不是表示作品内涵没有一贯性”之类的质疑,高畑听了大发脾气,于是两人就这样争论了三个小时。
  铃木记得,高畑最后扔下一句:“怎么样?我讲的话没办法整理成一篇文章吧。有办法的话就请你整理看看。”正是这句话,反倒让铃木燃起一股斗志。之后,他从影片的分镜开始了解,又买了原作漫画,一点点学习研读,他希望下次见到高畑时,无论后者说些什么,自己都能回应得无懈可击。
  或者,正是不对抗到底誓不甘心的心理,让铃木和高畑两个人此后每天都要见面讨论,一直持续到两个月后电影完成。影片杀青酒会那天铃木也受邀出席,他记得高畑见到他后突然一低头说:“跟你谈话对作品的创作帮助很大。都是托你的福,我才能确定这部作品的走向。所以我要向你道谢。”
  铃木又惊又喜。
  但受到启发与帮助的又何止高畑。
  铃木多年后回忆,正是他与宫崎骏、高畑勋最初的交流,让他不知不觉跨越了采访者与导演的关系,参与了动画的整体制作。在《吉卜力的风》中,铃木将其总结为“铃木敏夫成为铃木敏夫的瞬间”。
  
  三个合伙人 铃本敏夫邂逅宫崎骏和高畑勋是幸福的。而我们,生于因为这三人的邂逅而佳作迭出的时代,也是幸福的。
  
  “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画猪”
  当初,铃木为将三人的交往深入下去,曾利用记者经验,将宫崎骏、高畑勋说过的话全部记录成 “采访笔记”。他记下他们谈话的内容、说话的语调方式,“宫崎先生讲话速度很快,高畑先生则是讲话很冗长,每次开讲肯定三小时跑不掉”。记下之后,铃木会独自找间咖啡厅,将采访笔记重新整理,以防遗漏。回到家后,他会再次将采访内容誊写在笔记本里。虽然三人几乎天天见面,笔记却从未间断。铃木还写过一本“什么是制作人”的采访笔记,只是在最后一行他批注了一句:了解了这么多后,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制作人。”
  但事实却是,此后的铃木成了宫崎骏、高畑勋最优秀的制作人,也是两位导演最坚实的后盾。
  铃木记得,当年《龙猫》与《萤火虫之墓》两部影片,虽然花费诸多心血,却成了吉卜力史上最差票房纪录。面对这一残酷现实,自己当年倒也没有情绪特别低落。“这是我们自信满满做出的东西,观众不买账也没关系。”
  但之所以讲,《龙猫》与《萤火虫之墓》在铃木的制作人生涯,或说,在吉卜力史上属特大事件,某种程度而言,在于之后发生的故事。
  紧接着这两部不卖座影片上映的,是影片《魔女宅急便》。铃木记得,《魔女》一片的发行公司东映的负责人名叫原田。原田见到铃木便说:“《魔女》是宫崎先生最后一部作品了吧?你看事实不是明摆着,从《风之谷》、《天空之城》到《龙猫》,票房数字一路下滑。按照这样推算,《魔女》的票房会更低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就玩完啦。”
  被原田这样一讲,铃木火冒三丈。于是他专程到日本电视让他们出钱,目的是让《魔女》红起来。“总之,我当时想到只要电视台肯宣传就能大红,我想到的宣传途径也只有这么一个。”多年后,铃木感慨,其实现在来看,反倒要感谢原田,正是他的话,让自己第一次产生了“要让电影卖座”的想法。
  其实《魔女》一片最初更像是一个商业捆绑项目——快递公司黑猫宅急便想要拍一部电影,于是找到某个策划公司拿出企划案。
  铃木记得,宫崎骏当时忙于《龙猫》,于是请他去看《魔女》原作,而这也成了两人产生信任的开始。只是,这份信任背后,有许多宫崎骏并不知晓的“内情”。
  “我在第一次看到(原作)的时候,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臆想。”铃木说,当初宫崎骏问他怎样,他便答:“挺有意思。虽然是本儿童读物,不过实际上看的都是些年轻女性,特别是那种从小城乡到大城市来务工的人群。现在是女性可以涉足各个行业的时代,但是当这些小城乡来的人回到公寓时,就变成了孤身一人,如何去填补这种突如其来的寂寥感是电影需要表达的主题。”铃木信口胡诌滔滔不绝,而宫崎骏就这样被说动了,觉得好像很有意思,于是表示“那就拍吧”,随即写起剧本。
  “出去旅行的时候是几岁?”“魔女到十三岁一定要出去旅行。”“啊,这样啊,这样吗?那边的城市叫什么?”“柯里柯小镇。”铃木记得,宫崎骏就这样和他一一确认。“如何,是不是可以画森林里的场景了,在那里加一个二十七岁的女性吧?”铃木反对,他坚持应当是十三岁。“最后宫先生不耐烦了,说:‘那就二十七岁和十三岁折中一下十八岁好了。’铃木说,这正是乌露丝拉诞生的秘密。他记得,他们俩就这样一边讨论一边写剧本,那时铃木的女儿正好十三岁,他们拿她做了很多参考。
  至于商业捆绑这件事,铃木认为,与其说宫崎骏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不如说,“他不是很清楚商业捆绑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了解。”两人觉得,有黑猫、有宅急便,这样似乎就可以。以至于对方董事长在剧本完成时曾来吉卜力提了很多要求,铃木和宫崎却表示,“我们不打算拍一部给你们公司教育新人的片子,我们是把它当作一部独立的电影来制作的。”
  最终,《魔女》一片大热,这也破了东映负责人“宫崎骏最后一部作品”的妄言。
  如果说《魔女》让铃木认识到影片企划宣传的重要,到了《红猪》,他说自己“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处于一个必须回收资本的立场”,因为此时作为吉卜力负责人的他,“必须要对公司负责”。
  不仅是铃木,对宫崎骏而言,《红猪》同样颇具意义。铃木甚至评价,这是宫崎骏的重要转折——把一头猪当作主人公。
  《红猪》最初策划时并非长篇电影,而是打算在日本航空机内播放的二十分钟视频。“当时宫崎先生压力大到快神经衰弱。我建议他做个短篇的东西纾解郁愤心情,这时宫崎先生提出想做的就是《红猪》。当初这部作品连二十分钟都没有,只有十五分钟。”
  铃木记得,宫崎骏创作《红猪》时工作室其他员工因为另部影片《岁月的童话》刚刚结束都在休假,只剩他们两个在公司。“孩子们被海盗袭击绑架,一头猪出现救了他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铃木当年直截了当问宫崎:“这家伙为什么是头猪?”后者则答:“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画猪!”
  虽然嘴硬,但或许宫崎骏也很在意铃木的看法,于是不知不觉中他就画到吉娜登场,作品也从原来的十五分钟变成三四十分钟。
  吉娜出场后故事开始变得有趣。于是铃木对宫崎骏说:“到这里,可以隐约看出一点他变成猪的原因。”宫崎骏此后又加了很多内容,将影片变成一个多小时。于是某一天,铃木终于忍不住提议:“宫先生,抛开资金和投资方的问题不谈,这种半长不短的东西是没法在飞机上播放的。不好意思,你能把它做成一部电影吗?”宫崎骏惊讶地问:“啊?做成一部电影要多长?”铃木说,至少要八十或九十分钟。宫崎又问:“那要怎么延长?”……
  最终,《红猪》这部片子就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当年,铃木拿着《红猪》剧本找到日本航空,希望对方出资将其拍成电影。不成想这一提议在日本航空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对方此前从未投资过电影,甚至连可参考的公司条款都没有。“他们问我怎么办才好,我记得他们还要求我写一份‘最多要亏损多少钱’的报告。”铃木说,好在结果是好的——包括日本国内和海外电影在内,《红猪》荣登当年票房冠军。
  
  
  
  “留有马克思主义的余香”
  在铃木看来,“宫先生乱来的本事是一等一的”。比如某一天宫崎骏突发奇想:“既然我做了‘猪’,那么让高畑勋来做‘狸’吧。”最让铃木诧异的是,高畑“竟然接受了这个荒诞的提议”。
  作为导演,宫崎骏与高畑勋风格完全不同。
  高畑勋比宫崎骏年长几岁,年轻时是带宫崎骏入行的好兄长。高畑外号“阿朴”,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形容吃东西时的动作,因为据说他每天都会在迟到的前一刻才进公司,一进门就猛喝水和猛啃面包。宫崎骏形容高畑勋是“大懒人的子孙”,说他“虽然拥有难得一见的缜密组织能力和非凡的才华,但却是个超爱赖床的天生懒人”。还控诉高畑勋本来要拍一部制作时间一年的电影,却一延再延,制作人都换了许多。这期间宫崎骏结了婚,生了大儿子,直到大儿子满周岁之后,电影才终于拍成。
  宫崎骏关于高畑勋“拖延症”的控诉,铃木大概会举双手赞成。合作《百变狸猫》时,影片本来预计当年夏季上映,但是为了对付高畑的“不急不缓”,铃木特别伪造了一款春季公映的海报给导演高畑看,告诉他,春天一定要做好。
  “结果春天果然没有做完,我说那就拖到夏天吧,他说也做不完。我说,之前已经对外公开说上映要延期——春天延到夏天,难道说要延到冬天?高畑说,‘不,我想在夏天上映。’我说,‘高畑先生,你说得简单,反正也做不完不如放弃吧,改在冬天上映。’”大概正是这样的激将法,让高畑无可奈何地表示,“如果要在夏天公映的话,根据我的计算不剪掉十分钟是做不完的。到底剪哪里你有什么提议?”铃木答:“知道了,我想办法。”
  显然高畑事后又后悔了。铃木记得,第二天高畑对他说:“铃木,你把电影剪得乱七八糟,你说怎么办。”铃木记得,此后“作为补偿”,他每天都要被高畑差遣两个小时,就这样总算赶上了公映档期。
  《百变狸猫》上映后,很多人夸铃木“了不起”,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制片人可以连着帮高畑做两部作品,而他在《狸猫》之前,已经做了《萤火虫之墓》和《岁月的童话》。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合作基础”,铃木说,不论高畑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见怪不怪”。就像制作《萤火虫之墓》时,他一次次提醒高畑公映日迫在眉睫,但后者仍旧是“做不完就做不完”的态度,到最后完全不在公司现身。
  “我第三天打电话给他太太,说想见他一面,我会在大泉学园车站前的咖啡店等他。我在咖啡店一直等啊等,等到傍晚他还没有出现。我心想随他去吧。直到晚上八点他才终于出现。我那天是中午去的哦。”铃木说,在等待高畑时,自己也在想解决方案,最终他向高畑提出,将未完成品上映。高畑自然不答应。于是两人一直争论到咖啡店关门。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和铃木一样,“控诉”高畑。已故日本电视董事长氏家齐一郎先生就对高畑偏爱有加。铃木记得,《千与千寻的神隐》大红时,氏家先生曾来吉卜力和大家一起吃饭,他对宫崎骏说:“《千与千寻》能这么受欢迎真是太好了,不过我没看懂。”之后氏家不忘补上一句:“高畑先生,其实我更喜欢你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好理解。”
  正因为喜欢,氏家一次次嘱咐铃木:“小敏啊,你知道我喜欢高畑先生的作品啊……劝劝高畑先生要出新作啊……”铃木说,几乎每次与氏家先生见面,他都嘱托自己让高畑拍新片。有一次氏家先生终于爆发,他对铃木说:“高畑拍不出新作都是你害的!”
  铃木忍不住问氏家,究竟迷恋高畑哪点,氏家答:“他身上有股马克思主义的余香。”
  在铃木看来,如果没有氏家先生的“不懈督促”,或许也没有高畑在2013年完成的《辉夜姬物语》,只是氏家先生还是没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高畑的这部作品。铃木记得,氏家先生过世时高畑写了悼文,当中一句“至少试映的片子给你看到也好啊”。听罢,铃木忍不住在心里说:“好啊,亏你说得出。”
  《辉夜姬物语》上映时,高畑说这应当是自己最后一部作品。铃木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疑。而按照宫崎骏的看法,“阿朴能活到九十岁……说不定到最后,我和铃木死的时候,悼词都是由高畑先生来念。”
  这大概是真正的老友之间才能有的说笑。
  
  
  让吉卜力用上电脑可谓煞费苦心
  当然,作为朋友,铃木不仅会 “控诉”高畑,他对宫崎骏的“吐槽”也不少。
  在他看来,宫崎骏是个“讨厌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的人,比如电脑。
  铃木当年为了让吉卜力用上电脑可谓煞费苦心。因为早期的苹果笔记本和文字处理机外形相似,于是他在大量购置后曾哄骗宫崎骏,那些机器都是文字处理机。
  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必须要正式引进台式电脑。铃木绞尽脑汁想怎么做才能得到宫崎骏许可。某天他忽然想到,宫崎骏喜欢下日本象棋,他于是去买了日本象棋软件。每当宫崎骏来找他,他就切换到下日本象棋的画面给宫崎看。
  “铃木,这个能下象棋?”“是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见宫崎骏有了兴趣,铃木马上接话:“你喜欢的话,要不要买一台试试?”第二天铃木就在宫崎骏桌上放了一台电脑,此后宫崎骏一度沉迷于电脑下棋。
  忽然有一天,宫崎骏幡然醒悟。他在铃木桌上放了一张留言条,上面写“我不会上当的!”后面不忘补一句“我再也不下象棋了”。
  关于宫崎骏的“离奇”故事,铃木能说的还有很多。比如,当初吉卜力工作室招人,作为面试官的宫崎骏常常说个不停,完全不给应聘者说话的机会。而面试结束后,宫崎骏又常常自问:“面试到底要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一直在说话。”
  无论“控诉”高畑,还是“吐槽”宫崎,铃木所曝出的内幕八卦,都源于三个亲密伙伴、战友四十多年的合作与友谊。铃木说,自己邂逅宫崎骏和高畑勋是幸福的。而我们,生于因为这三人的邂逅而佳作迭出的时代,也是幸福的。
  (本文内容参考上海译文出版社《吉卜力的风》、时代文艺出版社《乐在工作:与宫崎骏、高畑勋在吉卜力的现场》)
  
  
  《小康》2016年06月上

 
编辑: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6-06-27


2016年01月(《小康》上旬刊)


2016年02月(《小康》上旬刊)


2016年03月(《小康》上旬刊)


2016年04月(《小康》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