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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小康》中旬刊
  栏目:人物
曹文轩:负隅顽抗,活路一条

★文 /邱宛婷

在签售会上,曹文轩为青少年读者签名
  
  曹文轩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可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
  
  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文轩重复最多的名字,叫“杨暖气”。
  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短信里,一条来自杨暖气的短信也赫然夹在其中。内容并无特别,无非祝贺,但曹文轩心下一乐:“我本来没觉得这是个多了不起的奖。但4小时后,我收到给我家修暖气的工人的短信,说曹老师祝贺您——他姓杨,所以那条短信就显示:来自杨暖气——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哦,这可能还真是个不错的奖。”
  无论什么场合,每次说到“杨暖气”,听众必欣然大笑。
  早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构思好了这个细节。出版社领导、媒体等在机场,他得准备发言。虽然已在北大讲坛上站了近四十年,即兴发挥依然不是他的强项,就算是上课,他也总拿着满是笔迹却不显凌乱的讲稿,半讲半念,保证思路跑在正确的轨道上。他自己管这叫“老老实实地备课、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纸上”。
  但他终归是个作家,把生活变成故事,是他的看家本领。这次,他从经历里取出一颗“杨暖气”,写在随身笔记本里。那小本的纸页边缘泛金,让人乍看以为是本《圣经》。
  
  走不出的田野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
  可曹文轩固执地不肯放低姿态。他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其实是成人:《草房子》从1997年出版以来,加印了三百余次,其中至少有100次是为成人读者加印的。
  他也不假装,从一开始就大大方方地昭告天下,声明自己不太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这句话,哪怕是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他亦未曾改口过。他是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的,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恰恰这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这话不假: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干脆直接逛到卖机票处,人家问,去哪?他说,去哪儿都可以。
  “海拉尔?”对方看看当天有票航班,随便扔出一个地名。
  “行。”海拉尔?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以后,他又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俨然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
  北方大草原,并不是他熟悉的风景。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以至于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不讳言,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
  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
  这许多年,他走不出那片田野。于是他只好不停地写,一遍遍在不同的作品里重复弹奏着相同的和弦:诗意、苦难、坚韧、悲悯、孤独、敏感、干净、疏离……
  
  美之执念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但偶尔也让人诟病。北大老师邵燕君是曹文轩带的第一个硕士,也是曹门中惟一一个得以留校任教的学生,她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
  “固执?”我重复她的用词。
  “对,是挺固执的。但当年他如果不这么固执的话,他也不会这么独特和强大。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老师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曹老师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只能被归入儿童文学。他的价值在当代文学中是被低估的。”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变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开宗明义第一讲,他要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讲这个“恋思癖”的时代对“深刻”的错误执念。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
  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的故乡水道纵横,水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大部分内涵——敏感、温润、细腻、干净、纯粹,而在他看来,文学也当和水一样,是净化之物。
  
曹文轩作品《青铜葵花》
  
  行走世间的步法
  他固执的理由不是其他,正是他的生命经验。
  “他是一个被世界温柔相待的人。”邵燕君这样形容。尽管出生于农村,可他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在村里也颇受敬重,家里多少沾染了些文化人的气质。他的幺妹曹文芳也写儿童文学,她在书中回忆童年时,不时数落几句哥哥的调皮捣蛋事迹,但与曹文轩作品里透露出的家庭氛围简直如出一辙——轻松和睦、自由开明,却不失管教。
  这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运:生命早期充足的爱与安全感,成就了他作品里一以贯之的爱的底色。
  文学天赋的种子,也恰好幸运地播撒在他身上。他从小作文好,参加作文比赛总是第一,写参赛作品能写满一本小本子;小学时,他遇到图书馆恩师,让他得以尽情看书;甚至到了“文革”,在激情昂扬的斗争中,他也得以在图书室中靠啃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书消磨许多时光;在“文革”接近尾声的那几年,他还参加了当地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创作研修班。1977年,作为盐城的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北大招考官看完他的作品,当即拍板决定:“这个小伙子我们要了。”
  或许正是因为命运的厚待,他发现自己很难长久地恨一个人。他说水将一切稀释,自己亦是,40岁以前,一直不觉世上有坏人、很坏很坏的坏人,正如他的作品里亦是拿悲悯和人性的复杂观人。温儒敏教授与他在北大中文系共事近四十年,也曾做过多年邻居,但从没见他生过气,亦不太记得他曾激情昂扬,似乎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冷静平和的模样。温儒敏的小孙女见到曹爷爷,会有点“怕怕的”,哪怕温儒敏打趣劝说“这是会讲故事的曹爷爷”,小女孩敬畏依旧。
  独处时的曹文轩是有几分严肃,他周身有一种气场,让人不太敢贸然闯进。但一旦进入,你会讶异地发现一个极友善的他,他几乎不对来者直接说“不”。从意大利回到北大的第一堂课,课间休息时,不少学生冲上讲台找他签名、约访、邀他出席活动,他一边签着名,一边委婉又详尽地解释着最近的繁忙,哪怕无法答应,也绝不会让来访者一无所获——他会让你记下他的电话。来访者此时会满足地离开,抱着一丝再联系的希望。
  这是他行走世间的妥帖步法。
  但他会不会回复?很难说。就连他的博士生,也不见得能立即联系上他。很大程度上,他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需要足够的自我空间和时间,更要充分保证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他很清楚:“我是一个作家,离开了创作,我什么也不是。”
  
  纯美源于匮乏
  凡和曹文轩稍有接触的人,很难不注意到他对生活的讲究。
  他从来西装革履,衣物面料纯良、做工精致,皮鞋锃亮无尘,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个褶痕。有点洁癖?看着他,你大概偶尔会这样想——后来,这点居然被他的学生确证了。
  他对品牌也相当了解。学生找他签名,他接过笔顺其自然地说:“凌美的笔呀。”这熟稔的了解出自一个文具控的知识储备。他对别致精美的本子也毫无抵抗力,“一买就是一摞,一打,绝对不会只买一本。很有种一掷千金的派头。”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朋友安武林这样形容。温儒敏说他总是“穿名牌,风度翩翩,潇洒极了”,还回忆说,曹老师是系里第一个买车的老师,“买的还是宝马!”
  对于精致、高品位的生活,他从不吝惜成本。
  邵燕君记得90年代曹老师去日本访学,呆了一年半,回国后感慨颇深:在日本,他终于觉得一切都对了——器物、设施、建筑、颜色,一切都对了。在一篇散文里,曹文轩用“手感”来描述这种准确得当的分寸感,形容自己沉湎其中的惬意甚至是快感,比如一台Olympus相机,让他的手指可以恰到好处地放进凹痕,“舒服的手感直浸润到心上”。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那种拥有极有分寸的手的人:几十年前,曹老师还没有那么忙时,会请邵燕君等学生去他家吃饭,饭菜做得又快又好吃,从做饭到收拾,充满秩序感;搬了好几次家,装修全由他自己设计、操刀,甚至有次连外墙装修也自己上手。
  这种对生活的讲究,与他的敏感细腻一样,大概是天性使然。在曹文芳的回忆里,哥哥和她一样从小就爱穿新衣,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有次穿着爸爸的一套西装上街,人小衣大,西装裤管拖在地上,引得村里人打趣不止。
  但在日本第一次体会到“一切都对了”的曹文轩,已近不惑之年了。
  在那之前,一个乡村少年,大概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贫穷、粗糙的农村,给不了他这些。盐城很美,可生于1954年,曹文轩逃不过饥荒,逃不过“文革”与动荡。于是,我们看到他作品里反复出现这样的人物:身在乡村,心在高野,明明是田埂泥土中摸爬滚打土生土长的孩子,却又有一种与农村莫名疏离的气质。
  于是他们最终会远走,把故乡的村庄留在身后。
  邵燕君说:“他的纯美,正来自于深深的匮乏。周围环境满足不了他对美的需求,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想象。我觉得,他是用写作在补偿自己的这种匮乏。他把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带给了这个世界。”
  我问曹文轩:“你同意学生的这种看法吗?”
  他眼神一亮,嘴角有不易察觉的微笑,点点头:“部分同意。”
  
  脚下的无花果树
  曹文轩获奖后,许多人不约而同提起了莫言、刘慈欣。接二连三,中国在主流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领域各自站上了世界的文学诺贝尔舞台,这足以让国人振奋。
  他自己的说法:“我的得奖,只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升高了,像我、莫言这样的人被他们发现了,仅此而已。”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在说,中国最高的文学水准,本身就已经是世界水准。现在,他的话终于得到验证:整座中国文学的冰山,已经渐渐浮起来了。
  每每提到中国经验,曹文轩总会说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一个巴西孩子为了寻找宝藏,历经波折来到遥远的埃及金字塔,最后却发现,宝藏就在自家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中国有中国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有过那么多瑰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有过那么多深重的苦难,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开采挖掘的富矿。”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们说,对北大学生说,对阅读推广人说,对媒体说,对所有关心文学的人说。说了很久。最终,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小康》2016年05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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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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