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东半球谭家在屏东的全家福。谭家儿女的出生地，几乎是战争与内战史的地图。
一张偶然发现的结婚照，钩沉出新一军名将谭展超与意大利女爵贝安加的乱世情仇，也钩沉出一段纵贯半个世纪、横跨东西半球的“两个谭家”的往事。原本平凡的家族历史，因大时代的动荡，显得传奇且扑朔迷离
对童年时代的谭爱梅而言，父亲谭展超书桌正中的那个抽屉充满神秘。抽屉始终上着锁，包括她在内的子女，没人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读小学时，谭爱梅曾试着蹲在书桌下，从抽屉后面伸手进去摸索，摸出了几张泛黄的照片，还有一张中文剪报，内中报道了父亲的意大利妻子当间谍被捕的事情。谭爱梅隐约记得年幼时，曾从奶妈口中闻悉父亲有一位意大利妻子，但关于她，没有人愿意多谈。
谭爱梅的父亲谭展超，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富裕家庭，1927年高中毕业后，立志学习军事，第二年去往意大利进入陆军官校，后进入骑兵专门学校和山地专门学校，1938年初在都灵陆军大学毕业，成为精通意、英、法和西班牙文的军事精英。其时，抗日战争爆发，谭急于报效祖国，于是回国参加孙立人部队，参加滇缅战役等，是孙立人麾下爱将。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节节败退，1948年谭携第二个太太何懿娴及谭爱梅等一众儿女随孙立人去往台湾训练新兵，自此留在台湾。而后，孙立人因涉嫌“兵变”被革职及软禁，谭亦受到株连降级，所率部队也解体。1960年，谭奉命到美国接受特殊训练期间，患喉癌病逝于华盛顿，终年不到50岁。
父亲过世时谭爱梅只有十二岁，因而包括意籍夫人在内的父亲的一切“秘密”，都成了无从证实的过去。
然而尘封的传奇还是在30年后浮出水面。
1991年的某个周末，谭爱梅的先生到联合国秘书处值班，随手翻看同事张北海桌上一本叫作《鸦片茶》(Opium Tea)的英文新书。他忽然在书里看到一张岳父的结婚照，但合照的并非岳母，而是一个外国女人，也就是《鸦片茶》作者贝安加·谭(Bianca Tam)。“Tam”正是广东发音的“谭”。
依书中介绍，贝安加家世显赫，乃意大利贵族出身，母亲是美第奇(Medici)世袭家族，有女爵封号，小时候她和意大利强人墨索里尼的小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 Mussolini)玩在一起。十五岁那年，贝安加在她母亲招待她表哥军校同学的舞会上，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学生，两人一见钟情，这位中国学生正是谭展超。
谭爱梅至今仍记得，当年接到丈夫询问电话的她，是怎样的惊奇。此前所有的听闻与传说，都因一张结婚照而变得真实具体。特别是，《鸦片茶》的作者贝安加彼时仍在人世。
父亲与贝安加因何分手?分开后又是否知晓彼此的消息?离开中国的贝安加为何晚年仍冠以“谭”姓?
谭爱梅心中充满疑问，这也促使她开启了一段对父辈的寻访之旅。谭爱梅发现，父亲与贝安加的爱恨往事，如一条重要线索，串联出滇缅战役、国共内战、孙立人兵变案，以及扑朔迷离的“意籍女谍案”。原以为平凡的家族历史，却纠缠着诸多动荡而传奇的民国事件。
谭爱梅与兄长谭雄飞将寻访过程及考证细节一一记录，最终完成《被遗忘的年代：寻找两个谭家与一个女间谍》一书，详述纵贯半个世纪横跨东西半球的“战争与爱情”。
“你最后一定会被遗弃”
“中国男人很麻烦，有了妻还要有妾，有了妾还要有小，你最后一定会被遗弃……”在贝安加自传《鸦片茶》中，她提到母亲当年曾这样警告自己。
然而，这并非父母反对她与谭展超恋爱的所有理由——贝安加的父亲是墨索里尼政府海军部高阶军官，在法西斯种族主义社会，女儿与中国人的恋情是不能见容的。
岂料贝安加坚持非谭展超不嫁，甚至不惜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疼爱女儿的父母无奈屈服，安排他们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少有亲友参与的冷清婚礼。
此时德国与意大利已签订同盟条约，形成柏林——罗马轴心，谭展超的军校同学，包括他的好友，也就是贝安加的表哥都对欧洲局势感到振奋，他们也希望日本在亚洲战场获胜。但作为中国人的谭展超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义愤填膺，决心回国参加抗日。
这个立场使谭展超在同学中变得孤立，但贝安加却始终支持丈夫。1938年，谭展超以优异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此时贝安加已生了两个孩子，要带着两岁半的女儿玲珑格(Lylongo)和刚满一岁的儿子乔纳森(Jonathan)乘船到一个此时充满战乱的陌生国度，她丝毫没有畏惧。
回到中国后，怀有身孕的贝安加先住在广东乡下的婆家，此后她在香港法国医院顺利生下另一个女儿尤拉(Yula)。没过多久，尤拉不幸患了胸膜炎，死在法国医院的急诊病房。谭展超则奉命被派驻贵州都匀，加入孙立人统帅的部队。贝安加作为军眷，不辞辛劳跟了去，住在营区附近的农舍，与一切文明设施隔绝。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木板屋中，她又生下一个女儿，沿用了死去的尤拉之名。
日军在南京成立汪精卫领导的新国民政府后，都匀成了与日军交战的前线。谭展超在前线带兵作战，贝安加则要带着孩子时刻躲避日军的轰炸警报。
但就在此时，贝安加意外发现谭展超与护士何懿娴，也就是谭爱梅母亲的婚外情。
何懿娴是香港圣玛利诺医院护士长，为抗战放弃香港工作，来到都匀。
贝安加怒不可遏，母亲当年警告过她的“中国男人很麻烦”的话浮上心头。这个当时二十出头、脾气倔强的女伯爵，为了报复丈夫的负心决定出走。临行前，她要谭展超知道，她的离去绝不是因为害怕什么。“是的，贝安加，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也不怕。”谭展超吻别了三个孩子，为每个孩子挂上一条象征福运的小红象项链。此后，贝安加带着孩子和贵州女佣，乘坐一辆卡车到达桂林，再转民航飞到香港，最终抵达“冒险家乐园”上海。不久之后，谭展超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也许出走的贝安加最初只是想要报复丈夫。但造化弄人，这对自此“一东一西”的夫妻不会想到，再见面时，他们将处于怎样的窘迫境地。
谭展超与贝安加于罗马的结婚照，两人在舞会上相识，一见钟情。
意籍女谍“罗生门”
“‘你好吗，贝安加?’这个女人第二天早上来到我的新囚室时，先开口打招呼。我立刻就认出她，虽然我只见过她一次，在四年前。那是谭在都匀的部队中那个护士——他的小妾。”
“‘我名叫梅，’她说，声调柔软而紧张，‘我给你带了些你可能需要的东西。”
“这次会面对我来说也很尴尬。虽然如此，我怎能排拒她呢?战争将她摆布到一个处境，跟谭牵扯在一起。现在看起来仿佛是在另一个世间发生的。”
贝安加在《鸦片茶》中，如此记述她与那个“破坏她婚姻的护士”那次唯一且“正式”的会面——何懿娴要为住在广州博济医院的贝安加检查身体，后者彼时正卷入一宗“意籍女谍案”。
当年，卷入案件因而被逮捕的贝安加本被关押在广州战犯拘留所，但由于她“不停吵闹”以致“身心崩溃”，“由时任广州保安司令部参议徐有录和新一军高参谭展超保释，送往博济医院治疗。”
谭展超是在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忽然听到妻子的消息——她在广州出现，但被当作日本间谍抓捕入狱。在此之前，贝安加几乎音讯全无。
负气出走的贝安加在上海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致招致牢狱之灾?
依照《鸦片茶》中的叙述，抵沪不久，在都匀已怀有身孕的贝安加，在上海生下了另一个女儿艾洛玛(Aloma)。四个小孩，最大的只有五岁，加上贵州女佣和一个上海阿妈，贝安加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但她决意不向意大利的家人求援。
贝安加于是搬出租界区旅馆，迁入公寓。她将孩子交由佣人照顾，自己到一家法国夫妇开的服装店上班并兼职模特儿。
此后，贝安加结识了一位举止有欧洲风味的中国女人，经其介绍，贝安加变成周旋在外交官社交场的一名交际花。比如，曾有日本军官向她出示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照片，要她说明陈纳德在都匀停留的时间，飞机跑道建在哪里。她如实说出后，日军军官给了她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还邀请她参加第二天德国大使馆举行的为希特勒祝寿的宴会。但她当晚就目睹旅馆外一名日本军官用军刀刺杀一个年轻中国妓女的一幕，这使她战栗不已。
但贝安加安慰自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她必须谋生。只是，她和谭展超的儿子乔纳森却在法租界染病而死。
作为上海滩的社交名媛，此后的贝安加又开始涉足黄金走私，利用广州和上海的黄金差价牟得暴利。
或许从内心深处，贝安加从没真正与丈夫恩断义绝，她给部队寄信，询问谭展超情况，但杳无回音。
日本战败后，贝安加从她的“事业”巅峰跌落。那个中国女人劝她迅速逃离中国，但她固执地要留下来等谭展超的消息。
1945年11月15日，从广州登机回上海的贝安加被美国OSS(战略情报署)情报人员菲洛尔上尉和葛雷中尉在天河机场拦截，理由是她未携带广州行营的通行证，她随即返回寄寓的法国领事西门的住所。但11月17日，这两位OSS的情报人员就登门将她逮捕。贝安加在自传中提到，最初她被押解到OSS办事处的小房间时，她的行李被打开，随身携带的金条倒落在桌上。菲洛尔指控她为日本人走私黄金。她说她做黄金买卖是为了养家。贝安加表示，对方毫不顾忌她作为法国领事西门的眷属，享有外交豁免身份。
一心念着谭展超的贝安加，为何成了西门眷属?
原因在于，等谭展超消息的贝安加，却从前者朋友处得到误传，以为丈夫已在缅甸阵亡，倔强的她不愿求助父母，为了生活，她打算嫁给西门。只是，贝安加还未正式和西门办理结婚手续，一切生变——法国维希政府垮台，日本投降。此时的西门已是自身难保，何以保护贝安加?
从得知妻子被关押起，谭展超就开始了救援行动。间谍罪以及叛国罪，严重程度不言自明，他不知道贝安加是否做了被控诉的事，但他一定会尽力帮她。在《申报》1946年3月27日的版面上，刊有谭展超为妻子公开辩护的报道。他强调贝安加被捕是“美貌招祸”，而且贝安加实属受到西门牵连，因西门属战时的法国维希政府，那个政府是与日本当局合作的。他另外强调，贝安加是在听到丈夫缅甸战死的消息后，为了孩子、为了生活，无奈选择与西门同居。
除了谭展超的辩护与救援，贝安加在关押侦讯期间，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特写公函，说明贝安加“尚属善良”。
此时的贝安加也真正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她托律师发电报到意大利向父母求救。她母亲原是当时的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一个侄女，于是恳求教宗设法营救女儿。
贝安加担心她可能被判死刑。为了求生，她想到如果此时怀孕，可能逃过一死。在博济医院的病房内，谭展超成全了她的计划。贝安加在《鸦片茶》中将其描述为二人“旧情复燃”，或者说，是“独特的爱情从未消失”。
“贝安加的所作所为的确让父亲难过，且大大地伤害了他的尊严。但到底贝安加是他的合法妻子，他孩子的母亲……他也曾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向她表示悔意。他承认，对她陷入的困境，他也有责任……母亲对贝安加的同情出自于内心的愧疚，和对父亲的怜爱，对自己丈夫如此牵挂贝安加生死的焦虑。”多年后，谭爱梅如此感慨，“我可以理解当时他们是处于如何的生死离别、爱恨交织的感情纠结中。”
就在案件悬而未决时，谭展超却接到通知即将随部队到东北打内战，于公于私，这都让他感到沮丧。一方面是贝安加此时已开始被传唤到法庭应讯;另一方面，他不明白为什么好不容易获得抗战胜利，中国人民却无法团结起来享受和平。
临行前，谭展超答应贝安加，如果她遭遇不测，他一定好好照顾他们的三个女儿。只是目前时间紧迫，他无法亲自去上海探望她们。
但谭展超何尝想到，错过这次机会，对他而言，和三个女儿就是永远的离别。他同样没有想到，贝安加此时已如愿怀孕，并在此后受审期间，生下儿子强尼(Johnny)。
在法院审讯期间，贝安加抚摸着日渐隆起的肚子，也开始对自己做心灵上的反思。然而就在此时，突然从东北新一军传来消息，称谭展超已在哈尔滨附近的战斗中阵亡。这对贝安加而言，无异晴天霹雳。
但此时，案件却出现转机。先是贝安加间谍案相关证人，悉数隐没消失。而案件告发人，OSS的情报员葛雷和菲洛尔，在审讯期间，适逢组织解散改组，两人去向不明。1947年，美国成立CIA(中央情报局)，取代OSS。
对贝安加间谍罪及叛国罪的指控，葛雷二人的调查报告重点是在金融方面的情报。然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她被控盗取、传递的是什么具体情报?她的行为危害了谁的利益?
在OSS报告中，那些对她最不利的证词，比如：据一位受访证人的陈述，贝安加曾以其父在意大利海军部任高职的背景，与意大利领馆人员往来，又将由此得来的情报提供给日本人。
若指控属实，意大利与日本当时同为轴心国，两国刺探彼此的情报又与盟国利益何干?另外，贝安加被控的罪行危害到中国的利益吗?事实上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协助敌人的同时必须危害本国利益，才构成汉奸罪，否则这个罪行是不成立的。
贝安加的辩护律师，在辩护时正是扣紧了以上这些严格法律定义。在他对控罪逐条辩驳后，贝安加被宣判无罪。
获释后的贝安加曾试图再度确信谭展超是否已阵亡，却得到同样答复。万念俱灰之下，她携儿带女，乘船返欧。
贝安加与四个小孩。这是已经回到欧洲的照片。
两个谭家的“重逢”
当年，OSS情报员葛雷曾在调查报告中，揶揄贝安加“自称神秘的女人”，但“现在她已神秘不再。”葛雷甚至为贝安加的一生“盖棺定论”：她一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试图扮演她所幻想的各种角色。她一生都尽情地活在虚妄之中，终于在中国监狱中写下她充满欺罔的生命的最后一章……
但显然，葛雷对贝安加“一生的故事”定论太早。这个生来倔强、我行我素的贵族千金，不但没有在中国监狱写下“生命的最后一章”，而且在回到欧洲后事业发达，她不仅做过克里斯汀·迪奥的模特，还自己开了服装店。
至于谭展超，1948年，携家眷随孙立人赴台。此后，因孙立人兵变案受到株连，官阶被降两级，从少将变成中校，且无法再带兵。对于自己的处境，谭展超充满困惑且焦虑。
谭爱梅记得，住在台中市的表叔曾告诉她，父亲有时周末到台中，会一个人到台中公园网球场，站在铁丝网外默默看着被软禁的孙立人在那里打网球。“孙一见到父亲，就使眼色示意他不要接近，因为附近都是监视他的特工人员……”在谭爱梅看来，孙立人最终遭到蒋家父子软禁，几乎可以说是注定的。“他所受的西化军事教育、他的思考和行事方式，同蒋介石父子主导的政局所形成的一套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1959年，大陆正在搞“大跃进运动”，蒋介石认为，如果大陆此时发生大规模动乱，他反攻的梦想就可实现。为此，谭展超奉命到美国接受特殊训练，然而，却因喉癌复发，于1960年3月9日病逝于华盛顿华府海军医院。“父亲病故，我们一家的生活更陷困境。幸得蒋纬国伸出援手，推荐母亲在台湾屏东分行做一份临时雇员的工作，使得我们一家能渡过难关。”谭爱梅回忆。
当年在读毕《鸦片茶》后，谭爱梅觉得这个故事在1949年后，变成了东西半球各自发展的两个故事。“贝安加离开中国后居然不知道父亲当时仍然健在。”谭爱梅认为有必要让她知道父亲后来的下落。于是，她写了一封信，寄给发行《鸦片茶》英文版的出版社，要求他们转给作者贝安加·谭。信中略述他们一家到台湾后的情况，并附上自己当时在纽约的地址电话，表明很希望从未见过面的她，能和他们这些同父异母的姐弟相聚。
信寄出后，石沉大海。
直到一年多后，也就是1993年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职典礼前两天，在纽约家中的谭爱梅忽然接到电话。对方自报姓名称，她就是贝安加·谭，此刻正在纽约曼哈顿。
谭爱梅立刻赶到酒店见她。
“一见面，她就紧紧搂着我，仔细端详我。”当谭爱梅嗫嚅地问父亲这位未离异的大太太，该如何称呼她时，贝安加亲切且热情地答道：“就叫我贝安加吧。”
谭爱梅此时才知道，贝安加之前确实收到出版社转去的来信，但当时，快八十岁的她正作为特派战地记者，在科威特采访海湾战争。而这一次，贝安加来美国东部，则是应邀参加克林顿的就职典礼。
这次见面后，谭爱梅一直和贝安加保持着联系，而她也对父亲的这位原配太太有了更多了解。有一次，她应邀来到贝安加的家，有几个房间的摆设颇有个性。事后谭爱梅才知道，贝安加有意把六个丈夫(贝安加返欧后又有五段婚姻)的事物分别摆设，各自成间。谭展超的那间，面对客厅正中，有精致木雕的大玻璃书柜和一个大书桌，书柜上方横挂着一幅八仙过海的织锦。“那是父亲和她结婚时祖母送的喜障，她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将近60年，还如新的一样。”
谭爱梅说，当时贝安加家里一幅油画的署名，引发了她的好奇。画家署名Tam，也即广东发音的谭姓。她本以为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但贝安加却告诉她，是她和第四任丈夫生的小儿子。眼见谭爱梅疑惑，贝安加表示，“中国人的习俗不是说，一个女人嫁了第一个丈夫后，所有生的小孩都该以他的姓为姓?”
谭爱梅从没听过这种习俗，只好笑而不语。直到一年后，见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强尼，才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贝安加发现了第四任丈夫的婚外恋，一怒之下，把两个和第四任丈夫生的孩子，全部改为谭姓。
改姓之事，听来有趣。但不难看出，贝安加对谭展超的情意。她在自传中不断流露对谭展超执着的爱。而她与第六任丈夫的婚帖，左边印着她和谭展超的结婚照。这张别出心裁的婚帖，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着实吃惊。
在与谭爱梅相见几个月后，1993年10月14日，贝安加因癌症晚期去世。回忆相处的点滴，谭爱梅感慨，“一个贵族出身的千金小姐，跟随父亲回到中国的这段日子，对她来说，应当是相当苦。如果不是她那么深情爱着我父亲，和那天生坚毅不屈的个性、过人的胆识、非凡的美貌，绝不可能成就《鸦片茶》中主人翁的所作所为。”
贝安加的离世，并没有中断“两个谭家”子女们的交往。他们由陌生逐渐亲密。当然，他们的话题常围绕自己的父辈。比如姐姐尤拉就对父亲谭展超产生了好奇，她还和艾洛玛一起去学中文。尤拉还曾和谭爱梅谈起母亲贝安加的多次再婚。“贝安加为了和年轻的丈夫结婚，曾经改变年龄两次，办了三本护照。在医院病逝后，负责开死亡证明的医师拿出她的三本护照，问哪一本的生日是正确的。”尤拉一看，发现其中一本护照如果和自己的生日比较，那么母亲两岁就生了她。
“东西半球两个谭家的子女都是战争的儿女。”在谭爱梅看来，经过这些年，自己寻找另外一个谭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两个谭家在生活中各有苦乐与悲喜，这大约就是‘逝者如斯’的人生了。”
(本文参考谭雄飞、谭爱梅《被遗忘的年代：寻找两个谭家与一个女间谍》)
1993年1月，谭爱梅在纽约曼哈顿与女爵贝安加相认了。
《小康》2016年05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