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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发货币，但不主张政府再来个财政赤字，那还是投资拉动的旧思路。在我看来，利息就是货币市场供给需求的函数，货币多了，降准才能降息，才能减少企业的债务和利息负担。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对于破解中国宏观经济难题，我的主张是货币宽松。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周期最好被当作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具决定性的解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以治理。在我看来，今天的经济形势非常严格地印证了他的这个主张。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现状的判断，我一直认为，增速下行不是结构性的，而是趋势性的，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我们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8个月为负，我们的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也一直在向下走。更重要的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所有的企业税前利润低于企业的利率利润，这肯定是有问题的。经济增速下行，目前的表征现象主要是产能过剩，但实际上却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四大挑战，即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高税收以及高融资成本。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即便是废除《劳动法》，也很难解决。但是，对于人民币升值、高税收、高融资成本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不应该是保增长，而应该是避免明斯基时刻，即避免资产价值的崩溃。
美国经历了两次大萧条，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美国的股市在猛涨，房市也在猛涨。但是到了1929年，形势突然逆转，股市突然崩溃。后来人们反思认为，如果美国央行当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的话，美国大萧条不会那么严重，一直持续到1951年才复苏。在金本位的情况下，出现了泡沫，出现了杠杆，美国不是发货币，而是减货币，于是造成了大萧条。
而美国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应该说伯南克的三次量化宽松起了很好的功效：虽然量化宽松导致金融市场波动不断，但是整个股市却在屡创新高;房地产市场虽然跌得比较严重，但现在已经开始复苏。通过这三次量化宽松，美国避免了1929年大萧条那样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在于2008年4万亿振兴四大产业过程中，企业贷到的款到了还款期，但是大量的企业还不起，要破产。目前中国的企业负债严重，占GDP的160%，再加上产能过剩导致PPI连续48个月负增长，这就产生了帕廷金效应(指当货币数量或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时,实际余额就要发生变化。实际余额的增加或减少被认为将增加或减少总需求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去年进行了5次降准、6次降息。不过，我认为，这远远不够。到去年年底，我们的实际利率在上升，我们的基准利率为4.35%。全世界都是负利率，中国的利率却如此之高。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主张发货币，但不主张政府再来个财政赤字，那还是投资拉动的旧思路。在我看来，利息就是货币市场供给需求的函数，货币多了，降准才能降息，才能减少企业的债务和利息负担。
避免明斯基效应才是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所有宏观政策应该支持微观的救企业。降准也好，降息也好，货币贬值也好，或者是减税也好，都是为了让企业活过来。
利息在任何时候都是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函数，不要被所谓的降准增发货币到不了实体部门的判断和责难所动摇和忽悠。正是降准到不了实体部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才能真正充裕，实际利率才能降下来，企业负担才能降下来。因此，在我看来，货币政策就像一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小康•财智》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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