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相较于男童，女孩更容易被留守。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护缺位前提下，施害者临时起意的性侵儿童案件为272起，占54.08%。这类案件中，受害人都是在孤身一人、监护人缺位、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给了施害者可乘之机。
生长在安徽潜山县天柱山镇的留守女童刘思圆(化名)始终不明白：在江苏打工的父母为什么一直把弟弟带在身边，而放下自己在家中留守?刘思圆已经11岁，留守家乡的时间和自己的年龄相同。她写下愿望：“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陪我上学，或者带我去打工的地方上学。”
安徽潜山县是留守儿童大县。据该县统计，2015年全县近60万人口中，留守儿童近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达90%以上。2015年6月12日晚，安徽潜山县一名11岁的留守女孩用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亡女孩正在读小学五年级，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父母长期在海南打工。
而这已是潜山县留守女童连续第三年发生安全问题。2014年，网曝潜山县一名12岁留守女孩被强奸杀害抛尸;2013年，潜山县一小学校长先后对9名女童进行性侵犯，最小的年仅6岁。
安徽潜山只是留守女童安全问题的一个缩影。放眼全国，2016年3月2日发布的《2015年性侵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性侵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被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为340起，其中女童遭性侵的为319起，比重约为94%。上述报告由“女童保护”团队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设立的女童保护基金完成。
“城乡巨大的差别为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媒体报道针对女童的犯罪案件，很多都发生在农村或城中村等地方。受害的留守女童，由于没有父母庇护，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长期关注留守女童的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处教师刘超祥对记者说。
潜山县妇女联合会主席严爱莲此前表示，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
性侵为主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报告，我国农村有留守女童2800多万名。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相较于男童，女孩更容易被留守。留守儿童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而一系列的性侵伤害事件，大部分都和留守女童相关。
“留守女童大多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由于环境的限制和村民对于安全的忽视，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安全隐患。留守女童居住地人口较为稀少，警力不足，治安巡查和检查较为缺乏，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留守女童在家独处和上学、放学路上容易遭到违法犯罪分子的诱骗、侵害。”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杜学元对记者表示。杜学元亦长期关注留守女童问题并发表多部相关著作。
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于2015年分别对青海、内蒙古、贵州等地学校的留守儿童进行调研。据其工作人员刘云峰介绍：留守儿童家庭一年中，父母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平均超过一个月的不足10%，而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期间受到过欺负或人身伤害的则占42%。
“另外，留守女童生理知识较为缺乏，加之缺少父母的教育和帮助，容易遭受性侵害。自我保护意识欠缺、应急自救能力缺乏，加重了安全风险。”杜学元表示。
虽无具体统计数据，但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和相关报告均指出：性侵为留守女童遭受安全侵犯最主要的一种行为。
上述“女童保护”团队连续三年对性侵案件进行统计(2015年7月前设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其中2013年被媒体曝光的案件为125起，2014年为503起，2015年为340起。“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非常多，家长也没有儿童防性侵方面的相关知识。”全国人大代表李欣蓉认为。
“在2015年，7至14岁儿童性侵合计占比70%，这反映出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安全教育缺失、随着年龄增长，防性侵知识未能及时补充。”上述报告指出。
“另外，一人对多人性侵的案例为96起，占比28%。且96起中，女童占91%。”
“被曝出来的这些案例数量，其实并不能完整反映整个留守女童受侵害的现状。很多性侵的发生我们发现不了。原因在于留守女童对性侵的认知度比较低，且女童在遭受性侵后一般不会说出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孟雪认为。
留守女童，由于没有父母庇护，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熟人作案
“留守女童较为集中的偏远山区农村，一般外来人口少，人口流动性差，女童遭受性侵多为熟人作案。”孟雪表示。
据上述2015年性侵儿童案件的统计报告：在2015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犯罪有240起，占70.59%。另有27%为陌生人，2%为网友。
而熟人中，邻居关系和师生关系最多。
例如发生在宁夏灵武市秀水梁村的教师性侵12名幼女案。12名受害幼女中，11人为留守儿童。与众多熟人性侵案件相似，涉事家长认为“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应该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而涉案教师则辩解“这些女孩子可爱，只是玩玩”。
据2015年11月25日当地媒体的报道，涉案教师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在案件发生前就与未成年人彼此认识的施害者，更容易接近受害者，再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和特殊身份，或者凭借其地位，使得侵害容易得手。”上述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护缺位前提下，施害者临时起意的性侵儿童案件为272起，占54.08%。这类案件中，受害人都是在孤身一人、监护人缺位、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给了施害者可乘之机。
事后，宁夏受害女童的父亲给孩子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孩子：没有保护好你，我很内疚。本来想过送你到黑土岭镇的学校读书，但我和妈妈要出去打工，你在这里读书，方便奶奶照顾，起码你也能够学会认识数字。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
“我想以后带你搬到吴忠市，就是有黄河公园的那个地方。我们再也不回秀水梁村。”
“最近胖了”
孟雪曾经的学生发来信息：“老师，我最近胖了。”“你最近生活好了?”“没有，我爸爸妈妈一直没管我。”“那你怎么胖了啊?”“我只有肚子胖了。”“你肚子长肉了?”“没有，不过我肚子是硬的。”
孟雪让孩子发来照片，并指导孩子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而医院B超显示，孩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这之后，孩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我们发动村子里所有的老师去寻找，都找不到。这个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孟雪向记者讲述了这段2015年的支教经历。故事结束，采访停顿了漫长的五秒。
经媒体曝光的诸多留守女童性侵案件已是无法改变的“果”。而孟雪更希望探究的，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因”。
“社会上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屡屡爆出，留守女童已经成为大众眼中的高风险群体，被媒体报道所标签化。但人们往往把个案放大而并没有追寻问题所在，对留守女童的生存现状、她们的迫切需求以及如何推动相关政策落地实施等方面，相关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孟雪表示。
2015年11月23日，《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2015)》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发布。报告以18周岁以下留守女童为研究对象，对四川凉山州、云南文山州、河南平顶山市、陕西汉中市、甘肃定西市、湖北荆州市等六地的留守女童及其家长、教师等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6112份样本。结果显示，留守女童面临独自居住比例显著上升、初中及以上女童的日常侵害有所增长等风险。
“家庭服务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学校保障功能能力有限、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是目前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支持现状。”上述报告分析。
“政策层面上，有关留守女童安全方面，已有《儿童权利公约》《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但缺乏专门的应对政策，已有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监护权监督制度不健全。农村地区缺少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报告的调研人员还对留守儿童的一些口述进行了记录：
“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有谈恋爱的了，我们班当时六十多个人，有三四十个都在谈，大多数都是在班里找。我们也知道有女生怀孕的，最近几年知道的有两三个人，她们一有孩子就不上学了，就外出打工去了。”云南某校一位初二的黎同学说。
对此，孟雪认为：“早恋低龄化并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群体出现的问题，但与非留守女童相比，留守女童由于缺乏对早恋行为的约束和正确引导，很容易会受到伤害，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生理卫生及性知识的缺乏是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的重要原因。“农村留守儿童中大量未接受过性教育，一些留守女童不清楚‘来月经意味着在性生活后有可能会怀孕’等性知识。有的留守女童怀孕四五个月后才被发现遭受性侵害。”杜学元表示。
《2015年性侵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性侵教育统计报告》对4719名学生进行了防性侵的问卷调查，其中超过四成儿童不清楚何为隐私部位。近六成儿童不知何为性教育。
回到上述支教案例。“如果我们能告诉这孩子什么叫怀孕，什么叫性侵犯，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件悲剧。”孟雪表示，声调提高。
专家建议，从学校方面应该构建起留守女童学校安全保障体系，更新教育理念，针对留守女童开展安全教育。
性安全教育
无论是发生在留守女童身上的一件件惨痛案例，还是相关调研，问题都在指向安全教育，尤其是性安全教育。对于留守女童，父母教育已然缺位，其他社会力量能做些什么?
“有些东西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告诉她，懂了，就能防止受伤害。我们会给留守女童发放背心和内裤，和她们讲：这两件衣服是穿在里面的，它们盖住的地方不能让男人摸。如果他们摸了，就去告诉爸爸妈妈、告诉老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副秘书长刘研对记者说。
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从学校方面，应该构建起留守女童学校安全保障体系。更新教育理念，针对留守女童开展安全教育;加强与家长和委托监护人的联系与沟通，并主动提供安全教育指导，尤其是青春期的健康教育指导。”杜学元表示。
杜学元建议设立留守女童成长档案，以便于对留守女童的情况进行因材施教和分类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王二虎建议，应该完善具体针对性侵儿童的法律法规，对犯罪分子进行精确打击。并把防性侵教育列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
而一旦留守女童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一般除了打110，想不到第二个办法。”孟雪说。而受性侵的留守女童，往往受到各种威胁而不会报警。
潜山县妇联主席严爱莲提出，应当建立起孩子身边的救助体系，发挥村级组织的力量，动员村级妇联工作者、学校、留守妇女等多方面参与，拓宽留守儿童向身边人求助的渠道，尤其是留守女童，要确保她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孟雪则希望建立一个机制，当留守女童安全受到侵害时，可以有警力、社工、公益组织、心理咨询师等力量，多方联动，共同帮助受害的留守女童。(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决策参考
应尽快完善农村留守女童的人身安全政策，出台具有操作化的政策法规，对监护人的监护责任进行监督和保障。特别是对于监督主体以及剥夺监护人监护权后的责任主体和监护主体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此外，还应建立受侵害留守女童的法律援助、心理援助和临时救助制度，加强隐私权的保护，最大程度地避免二次伤害。
建议人：孟雪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
《小康》2016年04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