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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3月《小康》中旬刊
  栏目:人物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中美之间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文 /杨燕青 周艾琳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不少国家都愈发依赖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愿望——中国的双位数增长能够长期持续、永不间断,以此拉动全球增长。但要知道,旧时的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保尔森表示。
  
  当前,全球对中国的关注点无疑落在两处——中美两国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一说究竟是否合理,或该如何适应?要回答这两大难题,美国前财长、中国的老朋友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似乎是不二人选。
  无论是在高盛(Goldman Sachs)任职董事长期间,还是此后担任美国财长之时,保尔森同中国打交道不下25年,往中国跑了近百次,为中国经济改革献言献策,其同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日渐深化。保尔森更是将几十年的经验浓缩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通过讲述其身居高位时的经历,展现了高层政治的云诡波谲,也真实说明了为何“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保尔森表示,“中美两国应加速推动BIT (中美投资协定),这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加速两国经济改革。” 他也强调,“如果美国能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我们拥抱一个美好、繁荣未来的可能性就更大。”
  “中国驱动全球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了。他说:“不少国家都愈发依赖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愿望——中国的双位数增长能够长期持续、永不间断,以此拉动全球增长。但要知道,旧时的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其实,保尔森在离开财政部后创立的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正是致力于“在美国和中国推动可持续性增长”。
  
  中美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
  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拗口的命题成为了形容中美关系的绝对热词。那么中美之间真的存在类似陷阱吗?
  保尔森告诉记者:“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只要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崛起的大国和当时的强国之间都难免发生矛盾,正如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和当年的美国和英国。但我相信中美关系和其他都不同,有其特殊性。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我才写了《与中国打交道》。”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言之,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不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的演讲中所言,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中美之间的部分差异比十年前更为复杂,但是双方的共通点也不断扩大,因此两个大国的发展结果取决于中美双方领导人做的决定。”保尔森笑称,希望将自己的这本著作献给孙辈们,“因为我想告诉他们,如果美国能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我们拥抱一个美好、繁荣未来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保尔森看来,近期美中签订的气候变化协议已经表明,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他表示,习主席承诺“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会向美企开放市场,更意味着中国将推动经济改革。
  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书中,保尔森都透露出其对中国经济改革者、也是他的好朋友们的敬佩之情。“我尊敬那些改革家,朱镕基在经济改革时作出了艰难的决定,当前习主席的改革举措也十分具有勇气。”
  
  “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一说公平吗?
  除了中美合作,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的影响也被给予空前的关注。此前,中国股市巨震引发全球担忧,去年8月11日人民币“一次性”贬值近3%引发新兴市场贬值潮,紧随其后的全球股市震荡又将矛头直指“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对于中国“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报道已经在各大媒体头条屡见不鲜。那么这一说法是否“公平”(fair)?
  保尔森指出,虽然不知“公平”这一说法是否合适,且发展中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但需要清楚的是,“不少国家都愈发依赖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愿望——中国的双位数增长能够长期持续、永不间断,以此拉动全球增长。但要知道旧时的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
  “过时”针对的是以新兴市场为主的全球增长模式和中国增长模式。
  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也举例称,“中国是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国,而中国投资的放缓也使生产承压;中国是仅次于智利的第二大产铜国,中国精炼铜的消耗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50%;中国工业生产放缓将进一步使得金属价格承压,未来商品市场料将进一步下行。”但如果商品出口国依赖中国需求,不思考结构性改革,那么在商品下行周期来袭时,必定遭遇经济风险。
  IMF副总裁朱民此前也强调:“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从中(下行周期)获得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大宗商品的周期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其周期的波幅一直很大。因此,在价格上升周期时需要注意投资稳健和贷款稳健,把收入存起来,以备价格下降的时候用并建立政策空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
  另一方面,保尔森认为中国保持7%的经济增速已经是驱动全球增长的引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此前也有观点称,“中国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是15%左右,对全球3%到4%的增长提供了一个百分点,所以中国贡献的增长还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但我已不太想多谈究竟是谁驱动谁,因为现存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了,”保尔森认为,“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资,且我对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地方政府债表示担忧。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业、消费和高附加值业务。经济增长数字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种增长是否稳定或者可持续。”
  
  
  《小康》2016年03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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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6-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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