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供给侧改革后，关键是落实，而落实的关键，是凝聚社会共识，要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忍受阵痛，争取把疑难问题在“十三五”期间解决
去年11月份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了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这一概念也成为了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 “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中央为何如此密集地提到“供给侧改革”？结合中国的经济环境，应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首先还要从“供给侧”以及与它相对应的“需求侧”的内涵说起。“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在充分合理配置条件下可以提高中长期潜在增长率。“需求侧管理”主要是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调节的是短期经济波动，依靠需求侧不断加杠杆，最后往往要经历金融危机去杠杆，日本和欧洲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经济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
“供给侧改革”这一思路的提出，实际上正是吸取了此前我们在宏观调控上的一些教训以及后危机时代国外经济恢复带来的启示。在改革中，我们应该注重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从供给侧入手，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持续提升。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需求侧的作用，“供给侧改革”不应排斥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依然任务艰巨，必须为经济托底。该出手时就出手，不手软。我们只是应当强调，在使用需求端工具时，应把握好度，控制好杠杆。此前我们4万亿元投资计划留下了不少“后遗症”。面对当前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政策应该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需求管理”是西医，见效快，但有副作用；“供给侧改革”是中医，疗效慢，但能够“治本”。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一定要果断使用西医。除了遇到这种情况外，其他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应该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
“供给侧改革”这种疗效慢但能够“治本”的方式，还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短期内要打一场“攻坚战”。这主要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的几个突出问题以及关键点，即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具体到房地产方面，我觉得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保证价格没有大的下跌，涉及到控制金融风险以及经济稳定问题；二是要避免买不起房的现象出现，毕竟住房是民生问题。我建议政府应当适当补贴，或者通过推行共有产权的方式，在解决住房需求的同时去库存。
此外，还应该将房地产去库存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深化户籍改革的同时，政府可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库存房屋，以补贴方式低价卖给农民工。让城市新市民能安心住下来，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之举，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化解产能过剩也是一个切入重点。国务院最近召开的常务会议强调，对持续亏损3年以上的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不过，其中涉及到《破产法》的修改，过程非常艰难。另外，企业破产之后应如何妥善安置职工？虽然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比上世纪90年代末完善了很多，但这方面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中期要加快放开准入，增加有效供给。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八双五并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深挖，具体来看，凡是服务业都要加大放开力度，例如医院、银行、学校等，都要放开，让民营资本进入。
比如医院，美国社会的医疗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6%左右，这一数字在我国是5.2%，差距很大，好的医院不能只有大城市有，要加大医院间的竞争。再比如说民营银行，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5家民营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较慢，其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学校，可以采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加强教育领域的投入。
共享经济也要放开。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个正在寻求再平衡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既要保护现有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又要增强行业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不能让这些行业维持行政性垄断，这是不符合中国服务业发展需求的，所以必须加大准入，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
上述领域都存在供给不足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产阶级把钱都花在了国外。互联网金融为什么充满活力，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开了准入。需要提醒的是，在放开准入的同时，风险也要控制好。
长期要进行要素市场的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工作机会很重要，所以一定要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不错，《劳动合同法》也基本能够起到应有作用。但我想强调的是，不能让这个市场僵化，相关法律也要根据大环境的变化适时修改，使劳动力在各城市间、各企业间自由流动。此外，还应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给企业减负，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
在资本这一市场要素方面，要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举，而且直接融资的比例要更高。当下，应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股权融资市场以及场外市场。
为何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一定要让直接融资比例超过间接融资？因为可以观察到，凡是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德国等，都出现过大的金融危机。美国直接融资占融资市场三分之二的比例，但即便如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产生于占比三分之一的间接融资。
尽管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健康，但防病防风险是改革的关键。一些银行的坏账要及早剥离处理，“僵尸”企业不能再续贷，要抓紧出清；对于一些非“僵尸”企业，鼓励探索债转优先股、高息银行贷款转成债券等方式激发经济活力。
防范危机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遇到危机“跌倒”后靠什么站起来，我觉得应该靠资本市场。现阶段可以发行高收益债券，扩展优先股，降低资本负债率，尤其是鼓励高科技企业发债，买者自担风险，打破刚性兑付。
攻坚克难的改革一定要做，不能拖着。改革攻坚就是要敢于承受短期阵痛，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脱胎换骨的长远发展。
最后，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几个月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热炒”的供给侧改革有意思吗？
我的回答是：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供给侧改革后，关键是落实，而落实的关键，是凝聚社会共识。
如何使中国经济2035年后摆脱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宿命”，“向滞而生”，是摆在当代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挑战。尽管“供给侧改革”方向正确，但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仍需国内经济学家们在此方向上集体“解难题”。
《小康》2016年0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