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时期的左洪涛（中排左五）
“特支”一共22名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左洪涛直接掌握。“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一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
左洪涛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月，左洪涛调任位于上海的全国互济总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34年1月，左洪涛去东浦联系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底，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敦促蒋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变时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诺言。左洪涛等人才重获自由。
运筹帷幄履险如夷
据《虎穴十年》一文披露，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亲自出马拜访北伐时期的老友郭沫若，请求他襄助，组建一个类似北伐军部队的政治部。郭沫若会同周恩来、潘汉年、刘晓等人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涛、杜国庠等34人，组建了战地服务团(后改名战地服务队)。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左洪涛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汉后，周恩来对左洪涛等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党组织批准你们去。”
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他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左洪涛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支”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左洪涛得知蒋的密令后决定与张发奎身边信得过的人联合“进谏”。经过他们的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
1944年夏秋间，当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左洪涛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溃退，交通工具全被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左洪涛召集“特支”和原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家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火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等人购到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了后方。
虎穴十年九死一生
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早就对左洪涛等人心存疑虑，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4个人“一视同仁”，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
左洪涛晚年曾经对后辈讲述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神色自若。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地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说：“委员长听信谗言，委员长糊涂呀。”他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收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送达上级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
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企图，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蒋介石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在重庆，面对周恩来的有理有据的责问，张发奎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中共代表方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谈判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蒋介石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时，“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参谋处的“特支”成员杨应彬截获了这份无比珍贵的情报。左洪涛当机立断找到正在广州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尹林平，尹林平即刻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向军调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共产党的有力反击下，加上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退休后撰文忆“潜伏”
1946年夏，国共两党关系再次恶化。当时云集广州的演剧五队、七队和新中国剧社成员均遭到监视、威胁。为了不暴露身份，左洪涛委托广州行营中将、地下党员吴仲禧携带他密写的报告飞赴上海。周恩来接报当即指示：“相机撤退”。演剧五队、七队在“特支”的帮助下以复员的名义从广州顺利撤退到香港。
“特支”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左洪涛直接掌握。“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一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总负责人。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从此，他从隐蔽战线转到直接指挥战斗，参与指挥东江南岸武装斗争、解放老隆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左洪涛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叶剑英当部长)首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洪涛先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广州地区和广东黄埔同学会会长。1987年，左洪涛退出领导岗位，撰写了9万余字的《忆特专十年战斗历程》一书。1990年7月16日左洪涛辞世。
《小康》2015年10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