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中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方代表何应钦（左）接受降书。
侵华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工业的破坏、城市的破坏、教育的破坏，造成中国现代化大倒退
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形成天然配合
《小康》：抗战期间，八路军最初建立敌后根据地都会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生存问题如何解决？
李继锋：最初根据地建立，都是靠山。为什么？因为当初红军比较擅长山地作战，所以我们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最初建立根据地时也会选择山区，那时叫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最初，也就是在1940年之前，国民政府也会发军饷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但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扩大，军饷就不够了，在敌后没有补给，就只有靠当地百姓。你要保护百姓的安全，让百姓认可你。
《小康》：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后，对日本的控制区的影响也是很大吧？
李继锋：是，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为什么讲持久战？中国是一个大国，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正义的战争，日本是一个非正义的战争。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上会有人帮助我们，尽管这个帮助不会立即到来，但是迟早会到来，这就是我们中国能够坚持下去、抗战能够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撑。为什么强调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如果是正义的战争，在后方不需留什么部队，因为你跟人民是打成一片的。但如果是非正义的战争，你跟人民是敌对的，就必须要留下部队控制他们。日本人是非正义的战争，他对中国百姓就不放心，可能一个县城就留下一个中队，或者一个小队，但因为中国大，这样仍会严重分散兵力，前方第一线作战的人就少了。
当共产党到敌后建立起根据地，日军必须加大兵力对付共产党，这样一来，就对日本人的战略造成极大破坏。
日本的战略是以战养战，这需要它的占领趋于稳定后，再来开发经济。但问题是，共产党的存在让它没有办法稳定，虽然日军占领的都是中国最精华地区，但由于共产党在后方拖住它，让其依旧很难开发经济。
《小康》：作为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战役，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战役有何区别？
李继锋：以前八路军基本是打游击战，偶尔打伏击战。但是这次是主动的进攻战，这在我们整个抗战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都是罕见的。而且这次战役动用那么多部队、那么大兵力，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巨大的会战。
《小康》：这次战役，您觉得它的价值是？
李继锋：一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搞敌后游击战、敌后根据地建设非常有成效，不然不会发展出这么多部队。最早的时候才4万多人，可能到1940年中期已经有50万人。另外，百团大战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此时在整个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大大提高，换言之，就是已经上升至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小康》：但是百团大战也让日军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日方立即从华中地区调兵华北进行扫荡。
李继锋：可以说，这是为民族做出的牺牲，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从而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因为日方就这么多军队，打你多，打他就少，这也是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天然配合。
《小康》：日军如何对根据地发挥报复？
李继锋：比如，会有“清乡”、“蚕食”、“扫荡”，对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另外，日军占领东北后，以集家并屯政策对付人民的反抗，并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深入民众。从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将东北与关内隔离出来，将在长城沿线居住在山里的群众驱赶下山，强迫建起“集团部落”，这就是“千里无人区”。日军将归屯并户而被破坏的村庄一律划为“无人区”，不能居住，也禁止耕种。“无人区”边上，筑有碉堡严密监视，有的架设有层层铁丝网。共产党既然搞人民战争，日军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军队和百姓隔开。
《小康》：日军的疯狂报复行动，让敌后根据地一度处境艰难，面对惨重损失，中央如何应对？
李继锋：中央在抗日根据地先后提出十大政策，包括：加强对敌斗争、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整风运动、大生产等。这些政策不是一次提出，而是慢慢丰富，就是为了应对1941年到1943年中期最困难的时候。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曾经评价，国民党看起来洋气，但是跟中国不接地气，共产党的办法是最土的，但是很有效。比如“豆选”，就是用豆子作为选票来表达和实现选举者的意愿的一种选举形式。“豆选”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基层政权的重要民主形式和途径。当年，1937年5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了选举可以采取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由于当时广大基层群众大多是文盲半文盲，“豆选”就成为边区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选举形式。
《小康》：如何理解敌后战场跟正面战场的关系？
李继锋：最初，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一个战略上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开拓敌后根据地，负责侧翼与敌后作战，不担负正面作战。最初是正面战场为主，敌后战场为辅。此后，随着敌后战场壮大，迫使日军调来大量兵力，这样就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中国战场上就出现大规模的游击战，这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这也是中国的特点。
可以说，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形成天然配合，尽管国共之间关系后来不好，但是只要你存在，双方都在抗日，互相也就构成非常强的战略性掩护。
最初可能正面战场更重要，之后随着敌后战场渐渐发展，开始和正面战场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国共内战影响对日索赔
《小康》：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的损失有多少？
李继锋：按照官方说法，直接财产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是五千亿，加起来是六千亿美元，居民死伤是3500万。
《小康》：有人认为，日本侵华，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延缓。对此，您怎么看？
李继锋：我们最初的工业是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在青岛、上海、广州这些沿海城市。内地可能只有一个武汉是工业城市。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被日本占领，当地的工业内迁，但总体而言，内迁的还是很少的，剩下的全部沦陷，或被日本人破坏，或被日本人拿去变作自己的工厂，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另外，1936年、1937年，相对而言是中国经济的高峰。关于这种势头，有很多例证。比如大学水准那个时候非常高。另外，像城市建设，作为当年首都的南京，就是请美国设计师仿照美国华盛顿、法国巴黎来规划的，而中国也是第一次用一个整体的观念来规划一个城市。包括工业区在哪，文教区在哪，政治区在哪，都有详细的功能性区分，当时的南京已经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城市现代化标志。但是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把这个城市破坏了。
因此可以说，侵华战争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工业的破坏、城市的破坏、教育的破坏，迫使中国现代化大倒退。
《小康》：抗战胜利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其实很少。
李继锋：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为什么日本人现在还不认输，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中国战场上被打败，而是败给美国、败给苏联。另外，日本保留了天皇制。最初，天皇制的保留对盟国迅速占领日本、管制日本非常有帮助，因为日本人对天皇非常忠诚，天皇让他放下武器，他就要服从命令。但时间长了，天皇制就有了问题。那些战犯都是天皇的大臣，他们很多决策都是天皇同意的。但天皇没有被追究，这些大臣是帮天皇顶了罪，时间久了，天皇也不会太多追究他们，因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些战犯开始重新当政。
至于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后，中国接受赔偿委员会从1948年1月11日派“海康”号轮船到日本横须贺接收日本赔偿物资，到1949年9月，派船22次，只运回赔偿物资15404箱。
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以后，退守台湾。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仅以不承认新中国就能够使台湾的国民党人在赔偿问题上节节退让，而美国也要扶持日本对抗共产主义势力，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数小时前，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台湾学者余河清评价说“血战8年的我国，在日方坚持下，所争取的只不过是‘自动放弃’的极度‘宽大精神’罢了”，“该日本代表对我们之宽大精神，似乎毫无感谢之意，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真是痛心之至”。
外交需要实力，而实力的形成需要内政的和谐与清明，国家分裂是分散国力的大忌。中国在20世纪初的对日外交中饱受其中的痛苦，在对日战争中饱受其中的痛苦，在战后对日索赔中依然饱受此痛苦。
《小康》：现在再看当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我们有哪些需要吸取的教训？
李继锋：首先，要把自己国家建设好，国家要稳定、要统一。日本人之所以发动进攻，特别是“九一八”，就是中国不统一，好几个政权，他就有可乘之机。
其次，国家治理非常重要，要让自己强大，改革方面动作要快。当年，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进行现代化，但是日本发展很快，中国却进步很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时间差，结果就被对方欺负。
另外，一个民族要有很强的凝聚力，大敌当前要团结起来。
再有，就是不能对一个处心积虑的侵略者抱有幻想，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小康》：我们其实一开始对它还是有观望？
李继锋：绝对有。而当年的日本，是有一整套称霸世界的计划的。当年，日本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它应该统治世界。尽管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也接受了西方很多的价值观，但是同时又继承了传统的专制时代的思想。
另外，回到战争带来的教训，除了以上几点，还要有立足于本国的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要太依赖外来帮助，正所谓天助自助者。我们在“九一八”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依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指望国际支持，实际上国联根本没有帮助到我们，虽然牵制了一下日本，但是没有用，日本不在乎，它甚至退出国联，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教训。
除此之外，工业、科技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前曾特别感慨，他说，希望中国不能再打这样一种靠拼命的战争，而是要把自己的装备搞好，工业发展好，这样我们的子弟就不会流这么多血。林森留下遗嘱，用自己的遗产资助中国学子留学，让他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从而改善国家工业。我想，林森当年的想法，也正是代表了一种很有远见的思想。
（本专题参考李继锋《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荣维木《抗日战争史话》、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等）
李继锋，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江苏行政学院教授。专攻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抗日战争史等。
《小康》2015年09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