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印戳 盖出来的侵华
一张张欲火而生的生动图影，一本本珍贵的史料文献，一件件真实可触的抗战文物，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血泪记忆，真实再现了血与火的战争中，武汉居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为保卫大武汉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
自2015年初开始，石门峰纪念园董事长尚云华就一直忙着四处奔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尚云华之所以忙得歇不下脚，主要还是为武汉抗战纪念馆的事情在张罗，花了他十年心思打造的武汉抗战纪念园现如今已经成为他不容割舍的公益事业，其中刚成立不久的武汉抗战纪念馆更是凝聚了尚云华的满腔心血。
为了搜罗抗战时期的文物以及文献史料，尚云华不仅奔波于北京、东北三省、深圳、台湾等地，还将足迹迈向了美国、日本，并通过文玩界收藏家转手、个人购买以及老兵捐赠等方式，搜集到大量承载历史记忆的抗战遗留物品，其研究价值弥足珍贵。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役员章
以物证史：日军罪行铁证如山
7月下旬，《小康》记者一行来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九峰石门峰纪念公园内的武汉抗战纪念馆，展厅入口处“血写的历史民族的壮歌”标语十分引人注目。而作为武汉抗战纪念园的后续建设项目，武汉抗战纪念馆7月7日正式开馆后，馆内近十年征集的10000余件展品中的1000余件珍品首次公开展示。
纪念馆讲解员夏丽平向《小康》记者介绍，除了全国186处抗战类重点保护单位外，武汉抗战纪念馆内展出的抗战文物来自于世界各地，多数展品都是通过民间收集的方式征集回来，这些展品大致分为罪证实物、战时军械、战争纪念遗留品、文史资料等类别，其中最为珍贵的有日本侵华罪证实物支那事变纪念帖。夏丽平说，支那事变纪念帖是证明日军侵华战争蓄谋已久的有力物证。战时期间，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个中国城市或者发动一次大型战役，就会在绘制好的记录帖上盖一个戳以作纪念。该贴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了日本七七事变前到武汉三镇沦陷期间的大事，共有47个戳，其中日军认为功绩显赫的战役会用红色印章特别记录，而其他会战则用蓝色作为标记。“日军绘制的支那事变纪念帖说明，卢沟桥事件只是日本侵华的一个借口，而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就曾在国内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为全面侵华作准备。”夏丽平介绍，支那事变纪念帖是目前国内绝无仅有的历史文物，并且只有在武汉抗战纪念馆内才有展出。
在“罄竹难书-日军侵华罪行展”展馆的展柜一隅，日军战前绘制的侵华地图详细记载了分布在中国大地的物产资源分布图。据介绍，早在1900年间，日军就开始遣派间谍扮成商人潜入中国各地，搜集资讯绘制战时所需的中国地图。
1938年10月至1945年3月期间，日本出版多本《历史写真》，其中《武汉制压篇》、《武汉攻略前战号》、《汉口陷落号》直接记载了日军侵占武汉的过程。而这些由日本官方出版，公开发行的书籍，主要宣传日军如何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英勇攻打支那的战斗事迹。日军官方在书中完全掩盖了日军侵华罪行，并强迫中国人以摆拍的方式伪装出中国国民与日军一派祥和的场面，通过此宣传刊物向世界、国内展示日军亲善的虚伪嘴脸。
除了制造虚假事实，日本还将舆论管制延伸到日本本土媒体。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拍摄了大量日军侵华照片。“七七事变”之后，为掩盖其侵略野心，达到欺骗民众，控制舆论目的，日军进一步加强了新闻审查制度，由陆军省、海军省和情报局以极其严苛标准对新闻照片进行审查。除了涉及军事情报等机密信息之外，反映日军侵华时期烧杀抢掠，被认为有损日军“形象”的，会引起士兵厌战情绪的照片，均被盖上了“不许可”印章，严禁对外发表。武汉抗战纪念馆展出的两本《不许可写真》，刊载的就是当年那些被禁止发表的图片，由每日新闻社在1977年和1998年出版。知名历史学者、武汉抗战纪念馆馆长严昌洪教授谈及日军在华犯下的累累罪行时表示，“伐龟山蛇山之木做笔，罄长江汉江之水磨墨，也写不尽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毒气罩
同仇敌忾军民抗战、真实文物警示国民
在主题为“同仇敌忾军民抗战”纪念展馆里，以军民共同抵御日本法西斯为主的历史图片和实物展品，记录了当时全民族抗战的辉煌历史，展厅的音频播放室播放着部分战时视频资料，立体再现了战时纷争岁月。
在“抗战文艺”展览馆，工作人员易晓明告诉《小康》记者，“在军民联合抵抗日本法西斯期间，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临时首都和抗战指挥中心，吸引了众多文艺界人士聚集于此联合抗日。”而国内知名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光明书店等50多家出版机构也先后迁至武汉，联合组建武汉出版业抗敌工作团，出版了数以百万计的抗战书籍，成为抗战初期文化战线上一个坚强的文化宣传阵地。《新华日报》、《文艺阵地》、《战地》、《解放》等宣传刊物便是当时重要的抗战文化舆论宣传阵地，其中，出版于1938年8月28日的《解放》杂志原版，刊载的《共产党员在保卫武汉中的责任》一文，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除此之外，在武汉抗战纪念馆内，还有当年美国宣传卡片之一“纸片轰炸”的原件。抗战期间，美国发行的系列抗战卡片中，“纸片轰炸”最为著名。而在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也出动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其在航空作战史上意义非凡。
由严家麟先生于1912年2月25日始创于武昌文华书院的中国童子军，在抗战爆发后积极参战，并于“七七事变”后参与了救护伤员、照顾市民、防空袭等支援抗战的工作。1938年4月4日，由武汉各校公推的童子军1000人组成湖北童子军代表团，前往驻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向抗日将士致敬。美国《生活》杂志于1938年5月16日刊登了关于汉口童子军的报道，报道一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此份杂志原件也是由尚云华多次赴美才搜集回国，其中中国童子军袖章等实物也陈列其中。“这些展品是经过很多年研究考证，从国内甚至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搜集而来，其中不少是孤品。”石门峰纪念公园总经理、武汉抗战纪念馆副馆长幸保侠表示，文物搜集过程十分困难。
而主要从事文物搜集工作的尚云华也透露，从打听文物下落到寻找收藏人，再到做文物展品的搜集工作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一件文物有时候需要经过两三个中间人的介绍，奔赴多地才能直接接触到收藏品，而让收藏者愿意拿出收藏品，则需要花更多时间做说服工作。“其中，展品除了通过收藏家转手和花钱收购，还有一部分是由很多抗战将士和他们的后人主动捐献，这样的做法让人钦佩，因为有一些物品可能是传家宝，他们愿意捐出来实属不易。”尚云华表示，透过一件件真实可触的抗战文物，真实再现血与火战争中，湖北武汉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为保卫大武汉的历史场景，对教育和警醒国人不忘国耻有着重要教育意义。“下一步，我们还将不断地搜集文献资料和各类抗战文物，加强与国内国外其他抗战纪念馆的交流与合作，未来有望前往马来西亚等地进行展品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