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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世界的天命观具备更加宏大的意义，意味着涵盖已知文明世界的秩序已经不可避免，诸神通过罗马之手实现了他们的意志，将恩宠赐予罗马
古典世界的形态始于入侵希腊的多利亚蛮族。他们将部落转化为城邦的同时，将武士——公民会议、长老和首领转化为人民、贵族和君主的宪法结构。各等级的斗争发现了城邦的宪制。各城邦的斗争发现了国际惯例。国际体系随着各邦的斗争而不断扩大，最终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当时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在此期间，最早进入文明的希腊各邦依次经历了封建时期——混合宪政时期——民主时期——僭政时期。罗马的政治时间表类似希腊，但起步更晚、周期更长、范围更大。
早期的元老院并不乐于行使仲裁权，除非涉及的纠纷确实关系到罗马的国家安全。然而，罗马宪制和罗马霸权为罗马仲裁的可信度提供了担保。只要罗马和外围世界的安全落差始终存在，罗马仲裁的权威就会始终高于外围世界的任何仲裁权。百川归海是无法控制的趋势，先例的积累不可避免地产生造法效果。战争与和平的经纬汇集于罗马，纶结了全体文明世界的命运。毁灭罗马而不同时毁灭已知文明，在技术上已经不可能。世界秩序进入亚稳态，正义的生产和输出得以均衡化、制度化。古人称这种机制为“帝国”，亦即正义的普世化。
衰朽的东方已经丧失了自生秩序的能力，完全沦为僭主的玩物。罗马的僭主化刚刚开始，残余的宪制仍然足以在东方发挥起死回生的作用。波里比阿坦率地说：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希腊朋党无论谁当权，都会肆无忌惮地掠夺公共财富、大搞政治迫害。他们互不信任，除元老院的代表以外不信任任何人。弗拉米尼乌斯的“罗马诚信”没有给希腊带来任何好处，正如范登堡参议员的孤立主义没有给欧洲带来任何好处。希腊的自由很快就将无数政治难民、暴政和腐败的怨诉带到罗马。元老院的不干涉政策没有平息希腊的党争，却使失败的带路党人从罗马转向安条克。罗马农夫——战士不得不再次流血，才能将希腊从自己制造的暴政和入侵当中拯救出来。元老院对托勒密遗嘱的拒绝只是延长了埃及临终的痛苦，给亚历山大和塞浦路斯诡诈的宫廷提供机会。在罗马民主衰落、东方僭政感染的过程中，埃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于是，罗马的僭主化体现为东方化。元老院和罗马的旧势力只能在各位僭主当中选择较为保守的一方，尽量延缓东方化的速度。罗马的殖民地、意大利盟邦、海外盟邦、附庸国和少数名义上的独立邦国同样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从而确定自己未来在世界宪制中的地位。
克里奥佩特拉唯一的错误在于：高估了罗马的东方化程度和速度，低估了罗马保守势力的反扑力度，过早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前者结合在一起。如果她更加审慎地运用软实力，埃及原本可能以类似亚美尼亚王国和博斯普鲁斯王国的方式、而不是以降虏和行省的身份融入罗马世界。在汉儒政论的语言中，这种错误就叫“不知天命”。“知天命”是传统中国政治智慧的最高点，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能否熟练而深刻地领会历史经验，只涉及个人或集团参加政治投机的成败。罗马世界的天命观具备更加宏大的意义，意味着涵盖已知文明世界的秩序已经不可避免。诸神通过罗马之手实现了他们的意志，将恩宠赐予罗马。世界在毁灭的边缘挣扎，因罗马的统治而起死回生。
《小康》2015年0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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