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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6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往事
看见“看不见”的美国:“穷忙族”是个矛盾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穷忙族 苦苦挣扎,筋疲力尽,却找不到出路的人,在美国被称作“穷忙族”。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
  
  与我们普遍了解的“美国梦”不同,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有些人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仿佛注定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人们常常用“穷忙族”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
  
  作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实况播音员,蒂姆·布鲁克斯曾对影剧院里售价5美元的爆米花表示很不满,认为定价太高了。
  忿忿不平的他甚至做了一次市场调查,并以此为据进行了如下推算:在他看来,自己买到的5¼盎司爆米花在超市里要价不过23.718美分,剧院经理买五十磅重的袋子也只要花16.5美分。所以一袋爆米花的总成本是22.5美分。他判断,减掉营业税,一袋爆米花的利润是4.075美元,或说是1811%的利润。
  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希普勒显然不同意蒂姆的判断。在他看来,蒂姆的计算方式,没有考虑到剧院任何一位员工。“柜台后面的人,没有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那些烤爆米花,把爆米花装袋,再把袋子交到他手里,然后收钱的人们肯定穿了隐身衣。”
  而戴维所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那些被遗忘的人。他耗时数年,对尽管有工作但依旧贫困的美国人开展深度访谈,并以此完成《穷忙》一书。
  在他笔下,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这些苦苦挣扎,筋疲力尽,却找不到出路的人,在美国被称作“穷忙族”。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
  由于美国人普遍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使出身贫寒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而这,恰好让人们找到责备穷人的理由。
  但戴维却告诉人们,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贫困问题,盘根错节,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加诸到一起,造成了一个人的机会寥寥可数。而通过戴维的走访,他发现,和富人相比,穷人们在自己的私人决策上控制力更少,更难避免受到冰冷的政府机器的干扰,在因科技和竞争而变得疯狂不堪、陷阱密布的世界里,他们的应变能力更低。另外,相比其他人,他们的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而个人努力的回报更微小。
  从全球或者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中的贫穷生活其实还算舒适,“但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戴维讲述的就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家被放逐的圈外人、边缘人的故事。
  或许,在富有的美国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还要难熬得多。
  
  “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种难熬,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无论他是大人,还是孩子。
  就像12岁的桑迪·不拉什不经意地感慨:“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种代价,伊文·约翰逊便深有体会。在被国税局收了2072美元税金、罚款和利息后,她再也不敢自己申请退税了。她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每天早上5点开始工作,给波士顿一家保洁公司打工。一开始,都是她自己做收税申报,但显然,她做得不太好。大概三四年后,国税局联系她,说她欠了他们差不多2072美元。伊文一头雾水,并寄了一封信给对方,说自己给他们寄了差不多1072美元。“因为我那时候没钱,我打算分期付款,把剩下的钱缴清……你知道他们怎么做?我有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就从我的银行账户里把钱拿走了——一分钱都不放过。”从那时起,伊文甘愿花上100美元,找纳税申报员搞定这些“麻烦事”。
  纳税申报员,就像是为伊文这些没有电脑、没有数学知识的低收入人群而生的职业,他们办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庞大的佣金,而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他们的客户本可以自己免费办到,只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伊文一样——宁愿花钱买个安心。
  “贫困就像一个流着血的伤口。它会削弱防御能力。它会引来捕食者。”显然,纳税申报员这个职业,某种意义上,就是戴维所定义的捕食者,除此外,那些以合法形式做生意的高利贷者也是捕食者的一员。戴维举例,假如贫困者非常缺钱,账单堆积如山,但还有两个星期才到发薪日,在那之前,电话就要停机,电也要停了。就在这时,高利贷者开始向贫苦者招手——发薪日贷款、快得金、易得钱,这些机构全国连锁,在贫穷和工薪阶层社区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宣传牌。当贫困者需要100美元时,就给高利贷者写一张120美元的支票,支票日期填为两周后。两周的利息高达20%,相当于一天1.428%,或者年息521%。
  当然,如果在发薪日贫困者的手头依旧很紧,高利贷者很高兴让他的贷款利滚利。在伊利诺伊州,州检查员发现,在所有的发薪日贷款业务中,利滚利的情况占77%,一般用户会延期续借10次,这就意味着他们支付的费用总计达到借款的两倍。而最终,他们可能还得向另外一个发薪日贷款人借钱来还第一家贷款人的钱。如此下去,周而复始。
  丽莎·布鲁克斯虽然没有陷入高利贷漩涡,但她同样遭遇着贫困的连锁不良反应。她住在破旧的公寓里,而这种处处霉菌、小虫、蟑螂的居住环境令她的孩子哮喘病加重。她两次打911急救电话,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尽管丽莎每周要花97美元在家庭医疗保险上,但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救护车费用。而丽莎本身由于快要破产,也没办法立即付钱,于是这笔账记入她的信用报告,她的信用记录因此被抹黑。当她打算申请贷款买一辆拖车式活动屋,搬到像样一点的房子里时,她被拒绝了,因为她的信用记录显示了逾期还款的救护车账单。当她尝试买一辆上班用的更耐用的车子时,她也被拒绝了。别无他法,她只好到二手市场,买了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那里不查征信记录,但收了她15.747%的利息。
  可以想见的是,这辆二手车在恶劣的天气中常使她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受到影响。而她一家人也只好继续窝在破烂的房子里,孩子的哮喘病也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贫穷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环加重一环,直至整个贫困结构形成。
  
  求职者 当地时间2012年8月21日,美国纽约,求职者在建筑专场招聘会上排队入场。
  
  当穷人是一份全职工作
  和丽莎一样,每天也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车赶去工作的,还有克里斯蒂。她做的是这个劳动力紧缺的国家不可缺少的工作——在托儿中心照看孩子,这样他们的父母就可以去工作了。
  克里斯蒂每周能得到一张大约330美元的支票,因为收入低,所以她有资格领食品救济券和住房津贴,但是每次她的工资涨了一点,政府机构就会减少她的福利补助,她觉得工作换来的是惩罚。
  让克里斯蒂财政常常捉襟见肘的原因之一,是她的购物清单上会出现很多价格高昂、广告打得很响的零食、垃圾食品以及熟食,但你很难讲,这是她的错,毕竟像她这样工作繁忙的母亲,可以轻松地用熟食凑合做顿饭。比如,当她很累时,她可以把冷冻的牛肉饼或火鸡扔进烤箱。她还给她的孩子买了很多早餐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很早就要起床出门。
  克里斯蒂没有额外的钱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她工作的日托中心,暑假时,她把他们送到了“儿童群益会”,在那里,每个孩子象征性收费7美元。但是,该俱乐部对接送时间有严格规定——下午3点。周五除外,当天的接送时间是1点。某个周五,帮克里斯蒂带孩子的外婆忘了提早的接送时间,俱乐部没有电话通知她,而是开始计算时间并处以罚款,当外婆在晚了1个多小时后出现,每个孩子收费达80美元。克里斯蒂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钱,她的孩子因此不能继续呆在那里。
  和克里斯蒂一样,卡洛琳·佩恩也是典型的“穷忙族”。20世纪70年代,她在佛蒙特的工厂做塑料打火机和吉列剃须刀的盒子,每小时挣6美元。2000年,她在新罕布什尔的一家沃尔玛做摆货架和收银的工作,每小时挣6.8美元,只比20年前多0.8美元。
  卡洛琳并不懒惰,她身上也不涉及所谓的种族问题,她是白人,她的部门领导评价她是个兢兢业业、劲头十足的好女人。但是她的生活始终没有改观。她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干活,甚至“忙得裤子掉了都没时间提”。为了获得成功,每次换班和代班她都愿意去,哪怕是在晚上把她十四岁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卡洛琳将自己始终无法得到提升归因为,她的形象不好,甚至连牙齿都没有——美国人从小就受教育,把灿烂的笑容和投票权看得一样重要。而贫穷和没空看牙医,夺去了卡洛琳的牙齿。当她的牙大部分脓肿或是烂掉时,她认为,该州的医疗补助有规定,如果她一颗牙都没有,就能获得保险赔偿,安一副义齿。即便有些牙还能用,卡洛琳为了保险赔偿,还是狠心把牙齿全部拔掉,但她很不走运,用医疗补助买来的义齿和她的口型不符,她的嘴合不上,所以义齿没法佩戴。而调整义齿需要250美元,她没有这笔钱。
  没有牙齿的卡洛琳学会了怎样做出满脸堆笑的样子,但她永远无法担任客户经理、银行柜员之类的职务,对那些职务,她也不再奢望,不再申请,她只是努力保障着自己的基本生活。
  
  “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在餐馆里工作”
  除了卡洛琳这样,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的白人母亲,戴维走访关注的还有在贫困的家庭中遭到虐待,缺乏学校教育和社会保障,因此自轻自贱,误入歧途的黑人女孩;在血汗工厂中从事繁重劳动,但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甚至遭到欺骗、凌辱的拉美移民和亚洲移民……
  社会地位升降的流动性让美国享誉全球,被誉为机遇之地,这种印象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比其他社会更开放、等级分化程度更低的社会。“20世纪20年代初,一个波兰移民之子可以在上完八年级后辍学,在泽西市码头干活,一小时挣8美分,最后爬到伯利恒钢铁公司旗下的轮运公司总裁位置,这是我祖父的故事,但这在今天完全不可能。”戴维觉得,而今,美国经济中的种族围城最能体现令人窒息的挫败感——韩国人、中国人、越南人、墨西哥人、洪都拉斯人……构成了低收入工作群体,一堵堵令人望而却步的墙包围着这些亚文化群体。“那些英文不够流利、没有正规移民文件或者高级技术的人无法轻易翻越那些高墙。他们被囚禁在由分散的劳动地带构成的群岛上,这些廉价劳动地带推动着这个国家的利益。他们不是美国人,但他们是美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支撑的不仅是制衣行业,还有餐饮、农业、室内停车场、庭院设计、刷漆承包、建筑营造和其他对美国人的幸福至关重要的领域。”
  1995年和丈夫一起到美国打拼的韩国女人李正姬,如今早就没了当年的雄心壮志,虽然他们一家的收入还算可观——她丈夫是一家制衣承包商的经理,一个月挣大约2000美元。而她自己在一家韩国餐馆端盘子,那里小费丰厚,她每个月能挣到800美元薪水的两倍。然而,这些钱全花光了,他们存不到钱。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的医疗花费很高。生活的压力折磨着他们的情绪,他们本可以回到韩国,但是他们感觉挫败,没脸这么做。
  李正姬和丈夫的希望,更多是放在孩子身上。她说希望他们上耶鲁、哈佛,变成医生、律师,但是她儿子目前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官,而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面对现实的种族围城,她也不无哀伤地表示,“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在餐馆里工作……可能他们到头来就是在餐馆打工。”
  寒门弟子难发达?这不光是作为母亲的李正姬的疑问,也是戴维的困惑。在他的那些受访者中,很多人就将自己的遭遇“遗传”至下一代身上——他们的子女早早辍学,长大成人后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这当然与一个家庭良好的管教方式有关。戴维发现,许多穷人都是单身母亲,她们患有抑郁症,又没有得到治疗。很多人找不到人倾诉她们的问题,对在贫困边缘生活窘迫的家长而言,内省和变革能力都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如果你本身受了不当的管教,如果你只有最低的教育程度,又举目无亲,身边又没有什么朋友,如果你又要工作很长时间且没有积蓄,那么你就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或情感资源来给自己充电,或者重新评估自己育儿方式。”
  在戴维提供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工薪阶层的贫穷是由数不胜数的困难组成,一个困难会令另一个困难加剧: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教育水平低;不仅工作没出路,而且能力有限;不仅存款不够用,而且消费不明智;不仅住房条件差,而且育儿方式不当;不仅没有健康保险,而且家人不健康……
  
  流浪者 2011年6月20日,美国纽约,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虽然使流浪人口增加的因素很多,但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辛勤工作的人不该受穷
  正因贫穷的成因存在关联性,既涉及经济因素,又涉及心理因素,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影响。戴维因此认为,贫穷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应兼顾所有因素,“所有的问题都要全盘一次性解决”,“如果医院、学校、房管部门、警察部门、福利机关和其他关键机构都敢作敢为,财政稳健,就能跨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在不同的服务机构之间创建联系,变成接纳贫苦大众的门户,将他们逐渐纳入一张援助之网……只有兼顾所有因素,美国才能实现它的诺言。”
  戴维强调,这关乎政府的能力与决心。然而,一个略显无奈的现实是:虽然穷人和接近贫穷的人比谁都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比如,在投票问题上,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越低,美国人就越不愿意相信投票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个人生活中的磨难让他们筋疲力尽,令他们对权力体制抱有愤世嫉俗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会对民意调查人说,他们对选举不感兴趣,而且政客们都不可相信。”戴维说。
  其实,并非戴维一人聚焦美国“穷忙族”。
  1998年,年近六旬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隐藏起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层民众如何挣扎求生,最终写成《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
  芭芭拉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她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她为大众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
  在一家名叫“女仆”的清洁公司工作时,芭芭拉发现,女工们必须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也必须快速完成,而且一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女工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
  而在一家看护之家,有一天,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而且是怀孕的)女同事的工作,但这位女同事却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就会丢掉这份工作。芭芭拉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立体脆”。
  在繁荣时代,或许很多人都像那位对爆米花定价很愤慨的播音员蒂姆一样,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社会底层的困境,而其他阶层知道的越少,就越会以为从事那些没有出路的工作的人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个例,或是以为财富在向下流动,穷人们正缓慢向上层行进。
  因此,无论是戴维,还是芭芭拉,都是引领人们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地方,那些近在身边却被忽视的人。
  在芭芭拉看来,那些贫困者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依赖却选择不去了解的同伴们”,而戴维则认为“在贫困边缘生存的工作者们是美国繁荣富强的基石,但他们的幸福安康却没有被当成这个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正如戴维一直强调的,对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贫困者,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看到他们、凝视他们,和他们一起站在贫困的边缘,看清贫困的深渊。“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或许在任何国家,都应如此。
  (本文参考戴维·希普勒《穷忙》上海译文出版社,芭芭拉·艾伦瑞克《我在底层的生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康》2015年0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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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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