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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8年我们很多的结构性指标出现恶化，而不是像政策调控希望的那样是改善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判断这种市场变化习惯用一种线性思维进行，习惯用一种封闭性思维进行。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目前，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上，政府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它总想在这方面发力，但总是找不到一个抓手，总想看准下一步结构调整的方向，但这种方向老是犹疑不定，导致它在认定的方向用力过猛，但在可能的方向上又用力不足。对此，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已经全面开启，政府很重要的就是顺势而为。
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2008年以来，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导致中国的一个基础性价格发生变化，也就是中端、低端、高端相对工资的调整，使我们低端产业劳动要素价格急剧上涨，从而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们以往构建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产业出现漂移；另一个是我们的产业区域分布出现重大变化，据我们测算，中国的GDP中心、投资中心、消费中心，已经开始从中国的东南角向西北角进行漂移。
第二，以制造业PPI持续下跌和服务业价格持续上涨为主要特征的相对价格调整，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和转变。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PPI一直是负增长，三年持续负增长，但是我们的服务业保持在2%以上的价格上涨，已经持续了五年。
第三，相对价格调整中最大的一个调整是汇率。从2010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30.8%。汇率调整直接导致中国贸易品生产和非贸易品生产的结构出现大调整。中国外贸顺差在2007年达到历史高点后持续下滑，到2013年占GDP的比重只有2.1%。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结构、世界市场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大宗商品的超级大周期的出现，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石油、铁矿石、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整体性回落。这个回落很多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有可能是大宗商品超级大周期的一个产物。但是这个产物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产生了一个深度冲击，也就是我们的上游产业、中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综合这几大因素，我认为，过去五年里，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结构性的大调整，它的核心因素可能不是政策因素，而是这些基础参数，特别是相对价格在世界环境中所作出的重大调整的一个产物。这也决定了中国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的全面开启。
那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很多人说我们推一推，帮帮忙，全球不平衡要逆转，我们就让人民币汇率升得更快，帮它调整更猛，新的产业可能出现，我们就建立一系列产业基金帮它进行全面孵化。
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些举措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便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四个方面市场的大变化，在未来也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趋势性的变化，它依然存在很多周期性的变化。例如全球不平衡，大家都认为大危机之后全球不平衡要逆转，但其实近两年，尤其是201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不平衡又出现反弹了。
如果全球的变化都不是我们判断的线性关系的话，我们政府简单地来进行这种方向性判断和结构性调整，来全面用力，就可能出现问题。2002-2008年我们很多的结构性指标是恶化的，而不像政策调控希望的那样是改善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判断这种市场型变化习惯用一种线性思维进行，习惯用一种封闭性思维进行。
因此，顺势而为不是简单的借力打力、简单的往前走，我们可能需要在结构调整上多一些耐性，在结构政策上多一些弹性。
（注：本文由系《小康·财智》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小康•财智》201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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