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创立和勃兴成就了美国的财富辉煌并且仍然在持续这种辉煌，由美国金融服务业发端的全球金融风暴造成的后遗症也还在困扰美国，这就是令人困顿的现实。
两个“模范生”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模范生”。
首个以国家整体经济体为之付出代价的冰岛，充分体现出成也服务业败亦服务业的起伏颠沛。
冰岛一直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经济体，基本依靠渔业，辅以畜牧业、铝业等，特别是渔业，在冰岛经济中曾经担当中流砥柱之责，2002年，渔业产品占到冰岛出口总额的62%。冰岛人也有忧患：渔获呈下降之势，且单靠渔业显然无从达至高水平富裕境界。
1991年开始到2004年，时任冰岛总理的奥迪森力主冰岛经济向服务产业的尖端层级——金融服务业转型。银行私有化、利率高水平、管制低门槛成为冰岛金融业争取全球资金的名片，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冰岛。
拜国小人少之便，转型的效果立竿见影，2005年，冰岛人均国民收入位列世界第三，高达54795美元（约合32万人民币），2003年，冰岛银行拥有的资产是国内GDP总值的2倍，到2007年则达到国内GDP总值的10倍。
金融服务业的飞速膨胀，对应的是冰岛实体产业的萎缩。冰岛经济结构渐成所谓“倒金字塔”形状，虚拟经济体量超过实体经济，金融服务业成为冰岛第一大产业。
华尔街患重疾，欧洲（欧元区）受感染发烧，冰岛金融业的外来资本持有者纷纷抽资自保，基本靠外资撑起来的冰岛银行体系如同泡沫般瞬间破灭，四大私有银行宣布破产被迫国有化。其时冰岛国家信用也受累被评为垃圾级别，外界舆论称其为“冰岛破产”。
相比冰岛的大起大落，本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身上体现出来的稳定、健硕似乎也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模范生。
媒体认为，德国已经成为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或者火车头，有西方媒体曾经发表过一幅漫画：欧元区经济就像一组联动的齿轮，最大的、提供系统动能的那只齿轮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再下就是大大小小齿轮表示的欧元区成员国经济，意味着这组齿轮的运转基本仰仗德国经济的表现。
2014年初，德国市场研究机构发表的针对德国100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德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相当不错，当月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5.5，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3.1，而且环比去年是增长的，德国经济一直被舆论看好。
125年来，“德国制造”已经成为德国的一张名片。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不一样，70%的德国民众使用和信赖德国制造的消费产品，德国制造就意味着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占比高。
工业在德国经济总量中贡献了四分之一的份额，据DBI（德国工业联合会）的数据，全德国有800万就业人口在BDI的成员企业上班（德国人口8500万），差不多八分之一的德国人在工业部门就业，EDI主席UIrich Grillo常说德国工业是“制造就业的机器”。
德国至今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国家”，而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则被认为早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如美国）。
德国服务业的光芒则不那么绚丽，德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中国驻德国大使关于德国服务行业的印象，说“令他感到失望”，大使举例说他官邸的水管漏水，请来的德国工人经过“三次”才修好，而他装一根网线需要等待“一个月”，大使认为这些服务项目在中国“很快就会弄好”。德国媒体说大使同时认为“德国是非常优秀的国家”，特别是德国足球的优异成绩令同为足球爱好者的大使着迷。
两个欧洲经济的“模范生”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特别是承受经济动荡和衰退的能力，给已经步入“后工业化”和尚未步入工业化阶段的全球诸国不少启迪。
美国制造业的回光
同时观察工业化和服务业转型，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模范生”——美国，尽管大多数舆论认为美国早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是美国已经翻过去的辉煌篇章，但在华尔街酿就的全球金融风暴的一片狼藉稍有舒缓的时候，有些人的目光又开始寻找美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星星之火”，甚至开始憧憬美国工业、制造业的第二个春天。
一位美国撰稿人三年前曾预言：到2020年，将有数百万美国人在崛起的制造业“重新就业”，而制造业的崛起会带来美国相关的产业链、包括为制造业工人服务的行业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这是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一大福音。
首先，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达和欠发达），美国是能源品种最齐全、储藏最丰富的。工业化需要的基本动能于美国得天独厚。其次，全球化令人工价格的地区差异缩小，比较优势红利正在消失。还有，美国稀土资源极为丰富，稀土资源是现代高技术制造业的“氨基酸”，美国早年封闭的资源可以发力。再则，美国的平均房价因经济衰退暴跌，令有工作的人买得起房子了。
类似这样的赞歌近几年一直占据着美国媒体的重要版面，似乎美国制造业的重新辉煌已经迫在眉睫。
现实中却有些不明朗的阴霾笼罩在美国制造业的头上。
首先考量的是这些“复苏”能不能为美国就业市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美国制造业“正常时期标准”的规模和收入水平。
有数据指出，美国制造业2010年1月到2014年1月四年间提供了56.8万个就业岗位，但美国在2000年到2009年间却失去了600万个就业岗位，后四年制造业仅补充了前十年失去的工作机会的十分之一。
而这56.8万个就业岗位的得来却很不容易，背后是各州、市政府的巨大补贴投入。田纳西州给大众汽车的补贴为5.77亿美元（约合31亿元人民币），大众在该州雇佣了2000人，相当于每人补贴28万美元（约合160万元人民币）。空中客车公司在亚拉巴马州用工1000人，州政府为空客提供了1.5亿美元优惠，意味着该州要为每位就业者付出15万美元（约合1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支出或者减税代价。除去欧洲来的企业，美国本土企业也不遑多让，华盛顿州为留住威胁“出走”的波音飞机公司，提供了高达87亿美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讽刺的是，波音公司的股价在此之前一年上涨了80%。
在巨额补贴的另外一面还有工人收入的大幅降低（以金融风暴前为参照），比如大众田纳西工厂流水线工人的时薪为14.5美元（约合85元人民币），而金融风暴前福特、通用汽车流水线参加汽车工会的工人的时薪为29美元（约合170元人民币），相差一半。波音公司则用苛刻的福利计划令华盛顿州政府就范，减少医疗福利和退休金数额，未来8年仅为工人涨薪不超过4%。
故而，与其说美国制造业“复苏”，不如说是一种返照的回光，而且很微弱，这一切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一家独大的结构不无关系，服务业基本替代了曾经辉煌的美国制造业，却未能维持住同样辉煌过的经济增长奇迹。
美国的重器
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这个答案在60年前已初现端倪。美国服务业发端于19世纪初，与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同步，到了1950年代，美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甚至更高，同时，在就业比重中也达到50％以上，这个水平相当于中国服务业现在在GDP中的占比。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这一点，中国“落后”美国60余年。
美国语境中的服务业大致包括13个门类：保险、金融、信息、交通、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娱乐餐饮、房地产、租赁、专业与商业服务、政府服务、其他服务，可以说囊括了制造业、农业以外的几乎所有产业。
相对应，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砝码(见图表1)。
相应的服务业为美国就业市场提供的岗位占比更是一支独放（见图表2）。
如果说美国寄望制造业的“复苏”会重塑美国工业化实体部门的历史辉煌，上述数据表明几乎可视为天方夜谭。
美国服务业各领域之间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谓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交通、娱乐、餐饮等产业，在美国服务业GDP增加值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从1960年代的41.7%下降到2010年的22.3%。所谓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信息、商业等产业在服务业GDP增加值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从1960年代的31.1%上升到2010年代的47.2%，美国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产业贡献消长的变化，令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以现代服务业立国的典范。
无现代服务业为标志的美国服务业的兴旺，就无美国经济的火爆，更无美国民众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普遍感觉的“钱淹脚背”的幸福生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2014年美国排名前15的职工福利薪酬最高的公司（依薪酬福利水平排序）是：
Apogee Medical公司（医疗服务）、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商业咨询服务）、博斯公司（全球管理咨询服务）、科尔尼公司（全球管理咨询服务）、Juniper Networks詹博网络（网络解决方案咨询服务）、Visa公司（信用卡服务）、LinkedIn（社交网络服务）、欧特克（商业服务）、沃尔玛（零售服务）、谷歌（网络搜索服务）、麦肯锡（会计法律服务）、Twitter（网络社交服务）、雅虎（网络信息服务）、苹果（信息技术服务）、巴克莱银行（金融服务）等。
以上名单清一色是服务行业企业，苹果公司是名震全球的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的供应商，但美国业界和学界及媒体更倾向认为苹果是一个创意提供者，因为所有的苹果产品都是在亚洲的巨型工厂生产的，比如在中国大陆赫赫有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最近，因为争取到了苹果一个在巴西投资建厂的项目，巴西政府为之兴奋不已。
2010年，美国媒体曾经预测过今后十年间美国“最热门六大职业”：护士、网络系统及数据分析师、软件工程师、生物医药工程师、会计师和审计师、兽医等。
在这些职业中，与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直接相关的基本阙如。
事情总有两面性，一些令美国乃至全球苦恼、困惑的现象也随美国现代服务业的膨胀而伴生。
典型的如美国居高不下的贸易逆差， 1960年到1976年期间，美国对外贸易基本还是顺差，顺差幅度基本在100亿美元以下，尽管顺差的幅度不断缩小，基本趋于零（进出平衡），在1972～1973年之间和1975年出现过两次幅度不大的逆差。然而1977年之后，美国对外贸易就保持在逆差状态，而且逐年呈增加趋势，美国贸易逆差虽然在1992年曾经缩小至100亿美元以内，但贸易平衡与顺差已经绝尘而去再也无法奢望，更在2006年达到6000亿美元（约合36000亿元人民币）的高峰，2013年美国录得贸易逆差4715亿美元（约合24000亿元人民币）。
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表明，全球服务业GDP占比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77%）、英国（78%）、法国（79%）也是全球贸易逆差的前三甲。而全球贸易顺差最大的前三甲中国、德国、俄罗斯的服务业GDP占比分别为42%、69%、62%，这种现象并非巧合。
有观点认为，随着美国向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进展，美国进入了“工业空洞化”的时代，为满足国内工业消费市场的需求，美国本土产量小甚至不生产的一般制造业产品只能靠进口替代。在美国10个私营服务行业门类（公共服务行业除外）中，其赖以运作的平台和商业目标，都需要依赖实体制造业产品支持。比如金融服务业需要的电脑、网络设备、房地产业需要的建材机械等，如果美国本土不能满足这些物质条件，也需要靠进口。
中产阶级困局
有言道：“理想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也即大富豪和穷小子都是极少数，中间阶级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这样的理想社会结构好处多得“数不清”。
如果说美国这样的全球首富国度也出现中产阶级问题，似乎有点在高帅富身上找穷人范儿的荒唐，现在却有这样的声音出现了，而且剑指美国服务业。
有学者认为，按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定义，中印两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金融风暴前10年间增长了60%和50%。按美国中产阶级标准定义的美国中产的收入却陷入停滞。
有学者则认为，受到打击的应该是从事与全球化贸易相关的行业的工人，全球化贸易导致美国工人从薪资高的岗位向薪资低的岗位流动，实际工资平均下降了12%～17%。比如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工会工人在金融风暴前的收入曾经远高于一般服务业工人，甚至高于某些白领岗位。
然而，今日之美国制造业中，从事高端服务还有高薪收入的岗位占据了大多数，提供中等收入的岗位少之又少，总体上本土雇员在减少。比如生产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罗克韦尔公司，年度营收60亿美元左右（约合360亿元人民币），公司在美国的雇员仅占22000名雇员的39%，海外雇员占61%，在美国本土8500名雇员中，约68%从事营销、采购、售后、工程技术等服务性岗位。换言之，美国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在走向高端——服务性。
有观点认为，曾经傲视全球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贸易架构中摄取到越来越多的利润，这要拜美国发达的金融业和贸易、商业咨询、服务咨询等服务业之功。美国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工人”已经式微，只能从事工资更低的零售服务和一般服务岗位。有人认为“靠在沃尔玛当咨客和在麦当劳卖汉堡已经不能养活一家人”。
金融服务可以被视为高端美国服务业皇冠上的“宝石”之一，从事这行的高端人才的收入也令全球职场艳羡。
有人分析，冷战的结束导致大批从事尖端国防科技的高精尖技术精英转行，相当一部分精英加入华尔街，这些精于数据分析的高智商人才创造了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这些金融“创新”的成果复杂到连他们的老板都不知就里，而这些金融衍生品具有更高的杠杆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推动的金融服务业“激励机制”的改革，令美国金融业新潮领跑其他行业且差距巨大，越来越多的精英被吸引到并不创造实际价值的金融工程行业。
有观点认为，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已经从实体产业的服务者变身为被实体产业围绕的“食客”。前欧洲央行主席克洛德·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曾经说：“金融业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金融的生存方式已经发展为与世隔绝……它只接受自己发出的指令”。
从1980年代到金融风暴前，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畸形繁荣有目共睹，数据表明，金融服务业总产值仅占美国公司产值总额的15%，仅提供了美国就业市场5%的工作岗位，然而金融服务业利润总额却从占美国公司总利润的10%上升到40%，金融服务业股票市场市值则从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6%上升到19%。
在后金融危机的今日，媒体认为，美国金融业仍然在摄取超级利润。
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创立和勃兴成就了美国的财富辉煌并且仍然在持续这种辉煌，由美国金融服务业发端的全球金融风暴造成的后遗症也还在困扰美国，这就是令人困顿的现实。
《小康•财智》201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