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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在“新常态”条件下城市化的战略设计、顶层设计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这样，中国的城市化才能走出一条既和世界城市化有相同，同时又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化。
牛文元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
如何探讨“新常态”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方略，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新常态”的提出是美国太平洋基金会会长在世界经济危机后，也就是2008年以后提出的，但是中国提出的“新常态”应当说和它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新常态”大家总结12个字——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我们就不细说了，但是对于城市化来讲，我们正好面对破解两大世界难题的要求。一是如何走出增长停滞的怪圈，实际上很多预测中国经济崩溃，都认为中国高速增长30多年，像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还能继续吗？二是如何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大问题。这两大世界难题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的眼光都在看着中国，能否顺利破解这两大世界难题，于是我们就考虑到中国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其实是破解这两大世界难题的一把钥匙。可以通过战略创新、各方面的创新提升城市的竞争力，由此来克服增长停滞。统筹城乡使得国民待遇统一，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两个都有赖于新型城市化的顺利展开，这也是斯蒂格利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常讲到的一句话。他认为影响21世纪的两个最大的事，一归结于美国的高科技，二归结于中国的城市化，这既有他的道理，也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大问题的成分。
截至2012年，中国有330万个自然村、62万个行政村、5.8万个乡镇、80714个社区，还有2600个县级单位，287座地级以上的城市和31个省会城市，再加上4个直辖市，所有人都生活在这里边，这13多亿人由于地域不同，职业的选择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同时也由于我们所说的国民待遇不一样，身份认同也不一样，大体上分成两大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城市和农村，说到底就是解决这样一个隔阂的问题。最近30年又分裂出一个过渡型的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两三亿人在这里面。两三亿人在全世界的分量是大分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目前需要面对的。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既有和世界城市化一致的地方，也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面。这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战略定位问题，我们分成前30年和后30年，定位不一样，过去对城市的定位是矛盾的，一方面让城市提供消费品，如自行车、纺织品等；另一方面非常担心中国变色，总觉得城市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杜勒斯所冀望三四代人使中国变色、复辟的阵地，因此我们都很熟悉。过去我们对城市的定义一方面是要发展，一方面要医治；一方面希望发展，一方面又恐惧，这是非常重要的隐忧。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没有把城市看作是新型生产力或者是先进生产力产生的平台，这是我们在战略上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以后认识到先进生产力必然在城市里产生，而且是引领财富增长的领头羊。但是又发生了一些问题，到底我们在城市里怎么发展，怎么来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平台。二是发展心态的问题，大家争论大中小城市，到底以小城市为主还是大城市战略，这个战略的定位我们曾经有一段争议的比较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三是城市发展到底是建设城市还是为了人的宜居幸福，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四是城市发展的资产负债，靠什么东西获得财富，负债是什么东西，比如对生态环境，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等，这个账过去算dede不清楚，产生了很多专家都已经提出的生态文明的问题，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五是城市发展和制度建设，包括城乡统筹、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将来我们在新型城市化道路上涉及到的制度性的安排。这是在新型城市化道路上我们碰到的问题、争议和矛盾，以及破解这些矛盾的方法，怎么求解。
为什么要提人的城市化，本来人的城市化本身就是人的转移，怎么还要提？实际上我们说人的城市化是一个政策链，是一个链条，包含了四个不可分割的链条：一是人的解放；二是人的就位。到了城市要能生存下来，住下来，有活儿干，有钱挣；三是人的规划。和城市融合在一起，这个需要很多过程；四是人的幸福，最终来到城市干什么，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早，亚里士多德提出人们到城市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小康•财智》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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