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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集供给者和需求者于一身，所以政府就成了“大数据”这一概念的助推者、推崇者、实现者。
李雯
中国政法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从互联网诞生开始，信息产业就一直受到各界的关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三次浪潮，到互联网2.0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现在又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从对硬件和载体的研究，进入到了对数据本体的挖掘，这确实是信息化的一大成果。事实上， “大数据”对于政府似乎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管理是“大数据”更加广阔的应用天空。
政府是数据最大的需求者。古往今来，国家的管理，从技术角度来看，都是对各种信息的管理。甚至有观点认为，一个帝国所能达到的范围，和这个政权管理国家和臣民信息的能力息息相关，管理信息能力的边界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界。这种观点可能有些“技术派”的偏颇，但细细一想，也不无道理。特别是对于一些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都必须掌握户籍、土地等基本的信息。翻翻中国古代史，每一次重大的“改革”和“变法”，都涉及对人口和农田这两个基本信息的统计和管理方法。如果居住京城的王侯将相们不能有效地掌握这些基本的信息，就无法采取正确的税负、人口和农业政策，也就无法管理国家。从时间角度来看，在封建社会，由于技术所限和小农经济的原因，封建社会所需要掌握的信息还是少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的人都在大队，城里的人都在单位，社会管理的内容也不多，所需掌握的信息量也不多。但是发展到今天，我国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管理动态性、精确性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对社会管理的信息需求也日益膨胀。例如，拿流动人口的管理来说，需要采集的基本信息就有十几项甚至几十项之多，涉及流出地、年龄、婚育、子女教育、治安等诸多内容。又比如，现在的社区服务，对于每户家庭所需要的采集的信息也有几十项之多，只有这样才能动态地掌握信息，提供精准的服务。
政府又是数据最大的提供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即使是在“托拉斯帝国主义”的美国，微软、谷歌、苹果等巨无霸所能获得的数据，仍然无法和美联储、劳工部等部门相比。当然，随着“云计算”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到谷歌云上建立数据库，甚至一些政府部门也把数据库搬到了“云”上，政府的数据垄断有可能会受到挑战。但目前来看，这都无法出现颠覆性的改变，因为最关键的是，很多数据、特别是成系统的数据，都是要由政府部门来采集，由政府部门来更新，“云”还只是一个载体和平台。所以说，任何一个商业组织的数据量获取能力，都无法和政府比拟的。从我国情况看，情况更是如此。当前，几乎每一个职能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已经积累了若干年的海量数据。特别是金融、公安、工商、海关、人社、民政、卫生等部门，已经形成了行对完整、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沉睡中的金矿，只要好好挖掘，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正是因为集供给者和需求者于一身，所以政府就成了“大数据”这一概念的助推者、推崇者、实现者。现在，就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什么？直到2012年，还是停留着三网合一、视频探头、“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方面，这些只是简单的硬件方面的改造，或者软件上的改进。现在，“大数据”赋予了“智慧城市”新的内涵，即对城市各行各业海量数据的存储、分析、研判，从而使得我们的城市更有秩序、生活更加便捷。试想一下，在007等电影中看似不可能的高科技，都将在“智慧城市”实现。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电子眼睛等手持终端，实时了解路况、餐饮等各种信息；通过戴在手腕上的电子手表，医生可以通过实时了解我们的基本生理数据，从而建立起个人的健康数据库；通过各种射频传感器，我们可以和这个城市所有的电子设备相连，实时调取各种有用的信息和数据。新一次科技革命，赋予了人两条新的生命，一是“生物命”，即生命科学的进展赋予我们身体新以的生命；二是“数字化生存”，即信息化的发展使我们成为一个信息的接受者、使用者。“知讯者生存”。这句起源于互联网时代的口号，在大数据时代让我们真正地明白了其中的内涵。
《小康•财智》201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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