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在于“试验”和“制度创新”，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透露出了关于中国未来改革的哪些信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来自国内外的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自贸区现在坚持的是制度创新，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继续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途径、新经验，这方面得到了市场的呼应，同时也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表示，制度是没有边界的，只要适用就可以在许多地方用，所以制度主要是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同时也是给社会一个明确的信号，给一个明确的改革预期，“我们现在所做的制度创新应该有一个明确信号，知道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去年8月22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一个多月后的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开张。到今年4月，上海自贸区已经度过了“半年考”。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指出，上海自贸区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那么，如果以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为出发点，从上海自贸区看中国改革的未来，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将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来自国内外的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制度创新：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看中国改革的未来”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靠制度创新推动转型发展
站在上海自贸区“半年考”的时间节点上，再次回顾、梳理它的定位，是有必要而且有意义的。根据自己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总结了这样四句话：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上海自贸区是国家战略，要用三年时间完成它的基本使命；上海自贸区的主要任务和工作由上海来推进，但是必须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既然作为试验区，应当有溢出效应和影响能力，因此必须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我觉得中国现在搞上海自贸区，实际上也是想通过一种开放来促进新的体制的改革。不过这次体制的改革不是贸易，当然贸易体制上还会有重要的发展，比如说贸易便利化的问题，怎么实施世贸组织巴厘岛一揽子贸易便利化的问题，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任务，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它不仅仅涉及到贸易体制，更重要的是涉及到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接着说道，“我们现在就期望上海自贸区能够在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上面有一个新的体制创新发展。”
去年9月底，在上海自贸区挂牌之际，国务院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在其附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中，具体涉及六大领域十八条二十三点。在六大领域中，第一是金融服务领域，第二是航运服务领域，第三是商贸服务领域，第四是专业服务领域，第五是文化服务领域，第六是社会服务领域。那么，在这半年多以来，上海自贸区在这六大领域内的体制创新究竟有了哪些新进展，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对此，朱民介绍道：“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转型发展，现在制度创新有了一个总体框架。一是投资领域管理的创新，二是贸易便利化管理方式的创新，三是金融制度的创新，四是政府监管模式的创新。”
朱民还具体总结了每个“框架”取得的突破。
在投资领域管理的创新方面，首先是扩大开放，即六大领域的扩大开放。在具体的二十三点措施中，目前二十二个措施已经落地了，还有一个措施，即有限牌照银行正在推进之中，不久也会落地，同时还积极结合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深化扩大开放的领域。其次是在投资管理上，对外国投资管理实行负面清单和外资备案制的管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资一直采取逐案审批的制度，而现在已形成了以备案为主的外资审批管理，目前试验区里的外商投资93.5%都是在负面清单以外，按照备案制的方式来设立的。再次是大幅简化了境外投资的程序，区内企业到外国投资也实行了备案管理的方式，提高了境外投资的效率，现在5天之内就能够办结对外投资的项目，提高了企业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
在贸易监管方式的创新方面，围绕的是提高贸易的便利化。这与WTO巴厘岛会议去年通过的贸易便利化决议的方向是一致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高贸易监管制度的创新，体现在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二是监管模式的创新，目前正积极推进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提高了监管效率；另外，还启动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
在金融制度方面，围绕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全国的金融改革做前期的压力测试，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促进跨境人民币的使用，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目前来看很受欢迎；二是利率市场化，主要是放开了外币小额存款的上限，这也是遵循了利率市场化的节奏在推进该项工作；三是简化了外汇管理办法，对跨国公司整合区内、区外全国跨境资源提供了支持，为区内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四是积极推进自由账户的体系；五是有关投融资便利化的措施。
在转变政府方式方面，主要体现在政府监管方式的转变，即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的改变。首先是设定监管制度，确保公平的监管；第二，设定监管的框架，监管不一定是监管者的事情，监管者也要被监管；第三，要有监管信息，并且要能够及时获得。对于政府监管方式的转变，朱民坦言，“如果说前面几个制度创新主要是破除现有制度的约束，那么监管方式的转变则主要是设立一些新的监管制度，所以难度比较大，但我们也在积极推进。”据他介绍，目前已推出了五个方面的办法，一是安全审查；二是反垄断审查；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四是推进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五是市场参与监督的机制。
靠先行先试促进未来改革
上海自贸区挂牌半年以来，所取得的每一个“突破”均和四个字有关——先行先试。“上海自贸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先行先试’。”龙永图称。
龙永图举了中美的投资协定、中国和欧盟的投资协定都正在进行谈判的例子。他说，一旦中国和美国的投资协定签字就会变成中国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中国要遵守这样的法律和协定不仅仅是在上海自贸区的土地上遵守，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遵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海自贸区在为我们达成中美和中国-欧盟的协定做准备，他们先走一步、先行一步，他们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作为基础，建立自贸区内部的投资体制，这为我们将来一旦达成投资协定以后全国都执行投资协定的相关条款做好了准备。”
在龙永图看来，我们在谈判当中能够承诺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负面清单到底多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会有制定。而最大的突破是我们同意准入前国民待遇，因为这说明我们在投资体制上不仅仅是承诺在世贸组织当中给予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关键是在没有进入之前，没有成为投资、独资或合资企业之前就要给予相同的待遇，这是极大的突破，而上海自贸区也在这么做。
此外，在服务贸易方面，上海自贸区也在一些方面承担起了“先行先试”的重任。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进行非常广泛的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该协议的谈判是乌拉圭服务贸易谈判的继续，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协议的谈判。龙永图认为，一旦WTO就服务贸易整体框架达成协议，中国作为WTO成员肯定有义务遵守新的WTO服务贸易协定，对此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先试验，考验我们实践这些条约的能力，将来一旦正式条约签字后就可以全国推广，而这就是上海自贸区的重大意义。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Nouriel Roubini也发现，在促进服务业发展、金融改革、减少审批手续、鼓励创新、鼓励私营部门更多的参与，还有加强知识的学习和创新等方面，上海自贸区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区域内“先行先试”。
在Nouriel Roubini看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结构性的改革，使自己的经济更加开放。“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中，每当中国要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就会建立一些特区，包括农业的、工业的和贸易的等等，这些特区一旦取得成功之后，就会在全国推广。我认为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个最新的、很好的例子，促进了整体中国进步改革，我相信今后几年它还会发挥更大的影响。”Nouriel Roubini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让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再增加10%，促使服务业更加完善；二是谨防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同时要更好地利用资本。
靠负面清单提高透明度
在博鳌亚洲论坛论道上海自贸区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参观了位于上海外高桥基隆路9号的自贸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实地考察了上海畅联物流公司和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
座谈中，汪洋充分肯定了上海立足制度创新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2014版负面清单制订、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强可复制可推广工作和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重点难点工作提出了要求。
受到汪洋高度关注的负面清单，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成为了热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斯宪在4月9日召开的“亚洲经济展望2014：对话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分论坛上表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将进一步缩短，预期还可以缩短40%。
究竟什么是“负面清单”？它与“正面清单”有着怎样的区别？上海市黄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永亮曾在去年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把它言简意赅地概括为这样几句话：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对经济领域、投资领域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正面清单出现的，这次上海自贸区首次实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主要是确定覆盖哪些领域，哪些领域可以做；负面清单主要是确定开放领域，明确哪些领域不能做；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更加透明，除了清单上的以外都可以做，范围更大了；负面清单只有一份，正面清单可能有很多份。
去年9月29日，伴随着上海自贸区挂牌运营，负面清单也揭开了面纱。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直言“我们是小学生”，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能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传统模式有矛盾的地方，或者相关方面有不配套的地方。
不过，这也为2014版的负面清单提供了改进的空间。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朱民向媒体表示，2013年推出负面清单应该说是建立了模式，提高了政府管理的透明度，2014版的负面清单还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并争取上半年推出。
负面清单改进的过程，无疑也是政府事中事后监管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也许正因为此，朱民认为，对于即将推出的2014版负面清单而言，比长度更深刻的变化，应该是透明度。
《小康》2014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