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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层面创建一个能够承受风险的环境，从市场层面创建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从制度层面创建一种保障思想创新的机制，这是建设一个创新社会的必由之路。
“20世纪70%以上的创新、发明都是由于美国人或者美国的科学技术创造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中国人应该严肃考虑这个问题。”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前主席梅拉梅德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一问题令我们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其实并不缺少人才。2014年毕业大学生人数高达727万，海归人员每年以超过50%的速度在增加。奇怪的是，一方面高校每年都能拿出高达90%以上的就业率，但另一方面，毕业即失业，“海归”变“海带”的现象则说明人才存在着严重“滞销”问题。家庭、社会、国家投入巨大的精力与财富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为何没有变成创造性人才？这的确需要社会各界深入思考，研究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的症结所在。
我们的确也不缺少发明创造。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82.5万件，居世界首位。但在如此众多的发明专利中，却没有出现像梅拉梅德所言的推动社会进步、影响文明发育的创新。陕西省的状况可窥一斑。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能排全国第七，但仅有五分之一专利实现了转化，剩下专利基本上处于闲置和沉睡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外来者的观察可能更为客观。
一名在中国高校任职的日籍教师，通过常年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不仅是初高中生，中国大学生的生活圈子和社会的接触也很有限，处于半封闭的状态。脱离实际的生活，要与发明创造的未来相联，其间的距离可想而知。
回到梅拉梅德的问题，他自己回答说：“我能找到的合理的回答就是在美国有很多很多敢冒风险的人，你承担风险，就必须愿意接受失败。我们承担了风险，而且愿意接受可能成功不了，这个因素在中国必须要发展起来。中国要有这个环境才能带来很多创新。”
这些从不同视角观察、在比较中得到的答案，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如果想要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就必须对这些真正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付诸坚决的行动来改变这一切。
只有激发受教育人群的思想活力，解放学生们的创造力，才有可能为国家培育优秀的人才。也只有教育与产业相融合，那些沉睡中的专利和发明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此，则需打破藩蓠，面向市场，为创新者提供更为宽广的空间。
苏格拉底说过，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生活，而是好生活。而创造一种好的生活，需要创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解决之道在于国家的行动，社会的合力。我们理应从现在开始着手，从社会层面创建一个能够承受风险的环境，从市场层面创建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从制度层面创建一种保障思想创新的机制，这是建设一个创新社会的必由之路。
《小康》2014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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