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国际行业惯例，民营银行实可称私营银行。
中华私银历沧桑
私营银行在中国并非初例，新时期首个私银开路者民生银行已经在中国银行业行走了18年。
现代意义上的，区别于古老的钱庄业的私营银行在中国的出现可追溯到清末，最早的私营银行由清末洋务派商人盛宣怀所创，名号“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开张。
中国通商银行资本来自盛宣怀“私人筹集”，初创时对外招商500万两，实际收得250万两。
不过，初创资本中有100万两来自朝廷度支部的借款，这100万两五年后（光绪二十八年）如数归还朝廷度支部。能够从清廷的“出纳部”借款开办银行，彰显了盛宣怀深厚的官场人脉。
在250万两实收资本中还有官方机构招商局80万两、电报局20万两，起初算是机构投资，尔后被“转为私人资本”。
盛宣怀缘何能够从招商、电报二局拿到100万两做私人开办银行的资本呢？里面是有渊源的：中国首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是盛宣怀操办起来的，盛后来升至中国电报总局督办之位。清同治十二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盛宣怀担任招商局会办（副总经理），有人认为，盛宣怀开创了招商局“经营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清末之官方国家级银行是在盛宣怀的私营银行创立之后才开办，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廷户部（类财政部）设立户部银行，资本金400万两，户部投入200万两，另200万两仿盛宣怀之法招商入股。四年后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大清银行类似当今的央行，具发钞、发债功能，且在各省设立分行。
具官方背景的交通银行由邮传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立，同样沿袭官商合资的模式，500万两资本，官方四成，对外招商六成。
清末的私营银行，资金基本来自洋务运动中伴生的买办大官僚，出资者还包括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商贾，箱底殷实的大乡绅地主等。私银的业务对象也以急需周转资金的商业或者进出口贸易为主，甚少为工业企业提供支持。
辛亥革命以前，新式银行在在清末金融业中占比不大，全国仅有30余家新式银行，纯私人资本开办的极少。
北洋时期，私银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类似当时的社会时局，有几分军阀群起的味道。1912年至1927年，中国诞生新银行186家，年平均新设12家以上，这个速度不算低。北洋时期，国家级的官营银行继续保持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名而来）、交通银行两家，还有各省的一些地方官营银行，其余绝大多数是私营银行。
理想地看，本土工业似乎应该与本土银行业的快速发展相匹配，互为犄角之势，令中国本土实业有本土金融为后盾与外来商品和资本抗衡。事实却并不如愿，民族实业的萧条与私营银行的蓬勃成鲜明对照。银行业一骑绝尘保持发展势头，与实业界困境背道而驰。仅1921年之后的三年间，中国新增银行达79家，存款、放款数目也有很大增幅。
北洋时期私营银行的繁荣，建立在虚拟经济（债券投机）和租界房地产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基础上。彼时的中国私营银行先天不足，大批涌现和大批倒闭互现，例如1921年民国的首次“金融风暴”，导致上海六分之一的银行倒闭。北洋时期设立的186家私营银行，到抗战时仅余51家，1921年后新开的104家，仅余27家，四分之三湮灭。
此时期私营银行的牟利方向有三个：一个是公债，政府急于筹钱，公债的发行价远低于票面价，利润可厚达三分，私营银行争相承购发行；另外一个是房地产，主要是城市租界的房地产，租界的繁荣景象为房地产投机提供了舞台，银行可以用地产契约抵押、买卖、借贷，甚至可以用契约到外国银行借贷；再则是为进口外国商品、收购出口本国土产提供周转资金，或者为沿海与内地提供埠际汇兑赚取手续费。
实现中央集权的国民党开始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体系，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外汇业务和海外业务为主兼营一般业务，交通银行主打工商实业。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当局军队首领为筹集经费设立中国农民银行，构成国民党政权时期的四大银行。
中外史料有基本共识，四大银行具有家族垄断的性质，中央银行在孔祥熙名下，中国银行在宋子文名下，交通银行则是CC系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把控，而中国农民银行直接受控于彼时的军队最高层。
亦官亦私的四大银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中小私营银行同时在不断涌现或倒闭。四大银行的控制者并不限于已经取得的垄断地位，也把触角伸向比较有实力的私营银行，以入股和官商合办等名义，或者借金融风潮或挤兑危机的契机打入比较大的私营银行。
抗战前的“黄金十年”， 中国共有164家符合现代银行标准的机构和它们的1597家支行，其中有128家新银行，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银行“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作用”。
彼时私银的地域分布反映了社会财富状况，基本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都市，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58家总行和150家分支。其余私营银行集中于北平、天津、青岛、广州、重庆、杭州、西安等。
此阶段银行存款中私人存款为多，工商企业存款比例不大，据1936年的资料，某私营银行的存款余额中私人存款占到69%左右，而公司存款余额仅有16%左右，体现当时的财富集中度和资本流动性特征。存款持有人基本是官僚、富商、乡绅、军阀等群体。
在放贷业务中，急需资金的民族工业得到的放款很少，农业则基本与之绝缘。资金的使用基本集中于两大方面，公债和房地产。有人说彼时的私营银行业具有寄生性，并非实体经济的支持者。
抗战结束，官私一体的四大银行垄断性进一步加强，私营银行数量虽未见减少——全国私营银行208家，分支1160处——但影响力却愈发式微，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削弱中小私营银行的实力。
民国末期因通货膨胀急速高升，正常的存款、放贷食利空间很小，已有存款实值大幅缩水，私营银行的存贷款能力严重丧失。私营银行更加依赖金融投机获取利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放高利贷，做阴阳账。比如向贷款人放贷收取二分利息，账面只计入一分五厘，剩余五厘走暗账。类似于资金的“账外运作”，逃避监管。
因恶性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私营银行资金短缺甚至枯竭，实体产业基本被排除在银行业务的视线之外，无力再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私营银行率先开启了中国现代银行体系的大门，一诞生就带有浓厚的亦官亦私色彩，除兼为战争筹款加官僚家族牟利的四大行外，整个私营银行群体一直寄生于债券、房地产、贸易、外汇领域。
也许应该用“生不逢时”形容彼时的私银，没有强大的工业化进程拉动，难有健康的私银生存环境。反之，在当今工业化迅猛发展的现代，是为私银的崛起提供了适宜的时代契机。
涛声依旧老船票
金融信息数据供应机构SNL Financial发布的2014全球银行100强榜单，中国和美国在100强中有最多席位，中国14席、美国占10席。
SNL排名前六位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国有控股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是私营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为半官方性质，法国巴黎银行的最大股东是法国政府，日本三菱银行属私人财阀体制，美国大摩则为典型的私营银行。
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无疑已经成为全球银行业的中心，其标志符号是华尔街，美国银行业是以私有银行为核心体制，从头到脚无所不私。
在全球，美元体系把美国推上了全球化金融运作意义（非主权意义）上的“全球央行”宝座。
公认的代行美国央行职责的机构叫Federal Reserve System（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一般称其美联储。美联储实际是一个私人盈利机构，美国政府在美联储没有一美分资本。
美联储这个私人机构一跺脚，全球金融体系都会有震感。
一般认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西方私营银行业是带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西方经济繁荣的领导力量，通过产业转型，间接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提供了快速引擎。
在美国、英国这种成功转型到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的私营银行，曾经是或者依然是不少后发者包括中国主流学者和业界心中的偶像，私营银行业在欧美国内乃至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比如在欧美经济体GDP中占比巨大，比如欧美私营银行巨头的触须深入到后发各大洲和发达经济体各国。
进入金融创新时段后，西方私营银行银行一些传统的功能，例如为工商企业发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为企业提供财务咨询、承销企业有价证券等等，渐渐被淡化和弃守。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混业或多元化经营成为时尚。
中国俗语：人赚钱难钱赚钱易。华尔街的私营银行家们发现，金融衍生品可以为银行带来比传统存贷业务更为丰厚的利润甚至暴利。创新繁荣时代，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对银行业的监管放松，对银行资本金要求的不断降低，允许银行策划杠杆率更高的市场游戏等等。
银行家们乐见宽松营商环境带来的收益.媒体认为，早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华尔街、伦敦金融城这两个全球私营银行的大本营开始建构一种薪酬体系：为职业经理人和交易员发放超高水平的工资加红利。这种体系极大地刺激了从业人员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和客户推广热情，也带来了情理之中的副产品：贪婪与不择手段。
2013年好莱坞推出了一部由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而四次未能如愿的大牌明星Leonardo DiCaprio（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出演男主角的大片《The Wolf Of Wall Street》（华尔街之狼），片中以夸张的镜头和莱昂纳多被影评家们形容“稍显过火”的演绎，精彩地体现出华尔街投行交易员和大小老板的激情与疯狂。
莱昂纳多出演的精彩故事并非虚构，是根据华尔街投行极富传奇色彩的经纪人Jordan Belfort（乔丹·贝尔弗特）的自传改编，剧中主角用了乔丹的原名。贝尔弗特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难以想象的财富，沉迷于毒品和滥交。贝尔弗特曾经在一分钟内赚进1200万美元，31岁时成为华尔街亿万富翁。
影片中贝尔弗特在自己停泊在曼哈顿旁边的豪华游艇上接受FBI探员讯问时嚣张地指着身后曼哈顿林立的大厦诘问：你们知道高盛、雷曼兄弟、摩根大通、花旗这些巨头内部的故事吗？（我比它们小多了。）
现实生活中的贝尔弗特因一桩诈骗案被FBI起诉，作为污点证人轻判坐牢。而雷曼兄弟的倒下成为2008年金融风暴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鉴于美国、英国的私银已经做到“大到不能倒”的无敌境界，在金融风暴初期这些私营机构濒临倒闭的时刻，美国、英国等西方金融业发达的国家政府不惜用纳税人的钱将这些巨大而羸弱的躯体推入ICU重症监护室，付出昂贵的代价。
从2008年8月开始的半年时间内，美国政府主导向美国的416家私营银行机构注入2000亿美元资金，还为这些机构中的至少4200亿美元的潜在损失背书担保。半年内对花旗银行的救助有三次，前两次总共向花旗投资450亿美元，第三次美国政府同意将手中持有的250亿美元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成为花旗银行最大的普通股股东（持有36%普通股）。
2008年、2009年，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对英国四大私营银行的两家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劳埃德银行进行部分国有化，仅为挽救苏格兰皇家银行，英国纳税人就负担了460亿英镑（约合4600亿元人民币），英国政府持有的苏格兰皇家银行股份达到88%。而救治劳埃德银行的代价是200亿英镑（约合2000亿元人民币）。
虽然负担沉重，英国政府却有其不能排解的苦衷：英国四大私营银行的资产是英国GDP总值的450%，任何一家倒下都是社会灾难。
2011年12月，德国商业银行和意大利西雅银行在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欧盟区银行管理局）进行的银行压力测试中被揭示存在巨大资本缺口，德商银行资金缺口为53亿欧元（约合400亿元人民币）、西雅银行资金缺口为33亿欧元（约合240亿元人民币），两家私营银行被监管者认为需要被部分国有化才可能度过危机。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在美国金融风暴和欧洲债务危机中未出现私营大银行全面的多米诺骨牌倒闭效应（小银行的倒闭和兼并时有发生），盖因为银行家们“绑架”了政治和社会。有人指出，华盛顿的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国际金融协会）就属于典型的利益游说集团，其宗旨在于使银行避开债务重组，但伸手向政府索取救助，“否则后果自负”。
无论在监管领域还是薪酬体系，私营银行的环境和作为有多大的改观呢？答案也许是暧昧的。美欧学界和媒体的普遍看法是，关于旨在加强金融业监管的新版《巴塞尔协议III》，最终在银行业的强烈抵制情绪下由原先较为严厉的监管思路变得相当和风细雨。
2012年5月11日，摩根大通宣布其Chief Investment Office（首席投资办公室）因为在衍生品交易中“意外失误”造成20亿美元损失，消息公布后大摩股票大跌6%。有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大摩宣称这个投资部门的目的是利用“多余的存款”投资，实际上是进行衍生品的自营交易，而自营交易在最新的监管体系中被认为是非法的。
大摩的丑闻发生两个月之后，英国最古老的私营巴克莱银行（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曝出丑闻。巴克莱银行被揭发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其交易员长期操纵伦敦Libor（银行间拆借利率），这一利率涉及的市场规模约350万亿美元。其时刚上任一个月的巴克莱银行CEO Bob Diamond（鲍勃·戴蒙德）宣布辞职，缘由是鲍勃是利率操纵丑行发生期间的巴克莱投行部负责人。
有人注意到，尽管在金融风暴已经发生数年、英国银行业并未真正走出阴霾的背景下，辞职前Bob Diamond的年薪还是高达1700万英镑（约1.7亿元人民币）。据统计，英国富时AIM50指数成分股中的上市公司的董事薪酬一年内上升了45%，以银行家们的薪酬涨幅最抢眼，民众不忿于这些银行家领导的银行获得了巨额政府注资。
与此同时，美国花旗银行的董事们一反传统地张扬，跑到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召开年会，主要内容之一是为花旗银行CEO维克拉姆·潘迪特加薪，舆论为之哗然。尽管不少投资者表示反对，但据说反对意见并不具法律约束力。
银行家们也有根据认定其加薪有理，因为在金融风暴过去仅两年后，美国私营大银行的营收境遇居然不降反升，简而言之“赚钱”了。
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出手相助和竞争对手的倒下引发的兼并潮，流动性的充裕和私人基金的活跃复苏，大银行从中得到的收益改写了利润表数据。2010年上半年，美国银行、大摩、摩根、花旗、富国银行、高盛六大巨头宣布的利润高达187亿美元。与此同时，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制造业却远远谈不上已经“回归”。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银行业垄断程度不是降低而是进一步提高了，无论银行的数量还是银行从业人数均在下降，但资产规模却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09年至2013年，美国超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了12%，同期小型银行的资产规模下降了16%。在银行业总资产总量上，超大银行的总资产之和已经达到全行业的80%，中型银行资产仅占全行业的8.99%，小型银行仅有0.9%。
英国私营银行业的情况比美国要差一些，鉴于苏格兰皇家银行怠慢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英国政府甚至威胁要将其全部国有化。
在金融服务业发达的香港，除汇丰、中银、渣打三巨头外，独立经营的私营银行不断萎缩。目前仅存四家，且除去东亚银行EAB外，其余三家的独立性即将不保。
美国私营银行业依然是“大到不能倒”的豪华巨轮在涛声依旧的资本市场之海遨游，银行家们依然手持昔日的老船票登船远航。
一位从华尔街金盆洗手的银行家说：“在华尔街的最后一年，我的奖金是360万美元（约合2100万元人民币）——我相当气愤⋯⋯我想要更多的钱，这就和一个酒鬼还想再来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辙，那就是我上瘾了。”
欲望无边，航程无涯。
《小康•财智》2014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