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在环保领域也应该尝试混合所有制。
（曾贤刚：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环境管理与政策、能源与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研究。）
《小康·财智》：近期，持续性的雾霾再次引发了民众的忧虑。据媒体报道，伦敦和洛杉矶历史上也都曾经发生过这样长时间的重度污染。现在洛杉矶环境很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大幅削减工业，还是投入了巨额资金治理，或者是他们开发了更好的技术手段？
曾贤刚：这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才能解决的问题。依此类推，像北京现在所面临的雾霾困境，实际上就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我们要减少机动车，另外一个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经济总量。只要经济总量大，污染物必然就多。经济总量包括人口和工业总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我们可能需要让经济快速发展，但像北京这样比较发达的地区，不应该强调总量，更应该重视经济的质量。现在有人提出把一些央企搬走，如果搬走几十家大央企，北京的GDP马上就是负的了，但是GDP下降了以后环境肯定就改善了。
《小康·财智》：在污染严重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限产停产这样的紧急措施，包括高耗能企业的转产，这不光会影响GDP，更牵涉到很多人的生计。在环保和生存发展的两难困境中，怎么抉择？
曾贤刚：当然，会有人因此面临生存的问题——就像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一直有争论路边的小商小贩要不要存在，他们存在好像影响市容，但他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的问题，你要解决环境问题，也要给人们解决就业，提供其他生计。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居民会认为环境第一，周边污染企业员工的生存第二。这对不依赖于环境生活的人们来说，非常轻松。但对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来说，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国家或者政府需要考虑这种善后问题——环境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环保，需要国家有经济补偿和后续措施。环境问题要解决起来实际上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关键在于大家要舍得付出成本。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非常深刻。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简简单单是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不考核GDP，就看你环保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经济和环境之间怎么进行协调，怎么样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替代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社会方面，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需要群众一起参与和努力。
《小康·财智》：我国财政用于环保的支出逐年增加，据统计，近十年来环保投入超过4万亿元。而“十二五”期间，中国环保累计投入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但民众的直观感受是，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改善。
曾贤刚：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下的产权改革阶段，说白了就是在分配资源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会有占有资源的焦虑，在占有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掠夺性开采资源破坏环境的情况。这是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以环境问题也处于一个特定的阶段。绝对不要以为现在的政府没有努力，或者现在人的素质更差。这是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小康·财智》：在提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时，很多专家学者会说，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入还不够。目前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入已超过GDP总量的2%，与国际水平相比，这个投入还不够吗？
曾贤刚：实际上这个投入还是不够的。世界银行曾经做过统计，要使环境问题得到明显的好转，大概需要投入占GDP3%左右的资金。早些年我国的投入是1%多，现在到了2%多，应该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了。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投入有没有水分。现在很多相关的投入都算在环保投入里面，比如说循环经济的投入，比如说发改委循环经济的示范区，包括清洁生产等等。严格地说，这种生产性的投入跟环保相关，它有一部分算，但不能整体算做环保投入。但是现在很多这样的投入都算到环保投入里面，水分就大了。
《小康·财智》：除了有水分，目前的环保投入还有什么突出的问题？
曾贤刚：除了环保投入大小的问题、环保投入水分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环保投入绩效的问题。我们现在尽管投入数量比较大，但是投入质量怎么样，有没有换来更好的环境？大家会质疑：为什么投入这么多钱以后，空气也不见好转，水问题还这么突出？这实际上就是投入绩效的问题，像以前治理三河三湖，刚治理完了过两年又污染了，前期的投入好像白投入了。大气的治理也是一样。国家审计署现在也在推绩效考核机制，但央企绩效很容易考核，利润多少收入多少，账目一目了然。但环境绩效考核实际上很难。
《小康·财智》：所以现在主要是环境部门自己考核自己。
曾贤刚：对，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管自己。环保投入资金的管理、投资的运营方式，包括腐败或者权力寻租等问题都存在。环保资金投入量很大，但实际的绩效有问题。我觉得审计署下一步可能就是对环保部门的审计。
《小康·财智》：现在中国的环保投入可能更多还是政府主导的，是否引入别的投入机制能更好地提高绩效？
曾贤刚：现在更多是强调政府的作用，有很多领域的确需要政府，但在有些领域里面，政府还可以去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提高绩效，应该把国家的投资作为杠杆，撬动社会其他的资金来投入。这样实际上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机制，需要有市场机制去鼓励其他投入参与到这种投入当中来。像现在有很多的环保领域只是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因为管理不善，绩效很低，环境问题就是解决不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在环保领域也应该尝试混合所有制。
《小康·财智》：如何在环保领域进行混合所有制的尝试？民间资本参与环境治理能否有收益？
曾贤刚：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就是让私营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让他们的资金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同时让他们也参与环境的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要起决定性作用。以前我们在环保当中更多强调政府的作用，现在我们强调市场的作用。第一，需要国家政策的强制，要求进行治理，把潜在市场变成现实的市场。第二，要让更多有资金有资源的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政府必须给相应的政策，让他们能够在这里盈利。当更多企业愿意投入，就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企业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有效地去解决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第三，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规范，让企业之间进行有序的竞争，市场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小康·财智》：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吗？
曾贤刚：我们在某些领域其实已做到了。比如水处理领域，城市的污水处理厂以前都是国有企业，都在亏损。后来改变政策，适当提高水价，然后让私营企业来投资，让他能够赚到适当的钱。现在全国有很多水污染治理的企业，像文一波的桑德集团，在全国做了很多项目，在各个地方参与招投标。这说明市场已经发育得很好了。
《小康•财智》2014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