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性产业”在2月9日被央视暴光，此后网络上出现了“东莞挺住”、“我们都是东莞人”等一系列调侃言论。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东莞？舆论风暴后的东莞将何去何从？《小康》深入东莞采访调查以客观呈现这座城市本来面目，而这座面临“拐点”的城市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2014年，正经历转型波折的东莞，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
自2月9日扫黄风暴到来之后，东莞街头很多霓虹灯和招牌在夜晚关闭，热闹的酒店变得冷冷清清。东莞一些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之前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的收入，客人少了后，按现在这种状况，两千元都很难达到。”
从一个仅有百万人口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千万人口的相对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东莞在过去30多年了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但与此同时，“性都”“血汗工厂”的称号也不胫而走。2013年以来，东莞拿出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花高价打造“形象宣传片”，力图洗掉过去不雅的“名声”。但是政府部门大张旗鼓的宣传，并没有改变东莞的现实，年初央视记者的暗访，出其不意地将东莞广为人知的另一面晒了出来。
重压之下的广东省，免去了东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等一系列官员的职务。但如此“锯箭”之法，并没有平息越来越响亮的批评之声。
东莞，这座改革30多年来获得巨大成功的城市，未来将去往何处？
东莞从哪里来？
“改革开放初期的东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除了粮食，东莞每年还会向国家上交40万头生猪，全国供销社每年要定农产品价格，必须来东莞调查。”67岁的张坤告诉《小康》记者，当时东莞县每年要向国家上交粮食4.3亿～4.5亿公斤，排在全国前三位。1978年，时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郑锦滔还在全国“双学大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上作了专题发言。对东莞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彼时，位于东莞北部的石碣镇有3万多人口，2.4万亩耕地，一年有四季收成。
“每年春耕插秧后在水稻里套种黄麻，六七月份收早稻，然后收黄麻，八九月份种上晚稻，十一月收割完毕后种上冬季蔬菜。就连田埂间也密密麻麻种满了黄麻和黄豆，或者水稻田里套养鱼”。 聪明的石碣人通过间种套种，一亩田可以达到400%的利用率。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按一个正常劳动力可完成2.5～3亩耕地的水平，农业富余劳力很快涌现出来了。
如何将富余劳动力充分地用起来，当时政府迫切寻求解决之道。
香港资源成了诸多县市争夺的目标，广东任何县的干部都明白这个道理。“政府的关键是动员每个村每个镇甚至每个人，都参加到对‘香港资源’的争夺里来。这又与三来一补小资本低技术含量的特征相匹配”。东莞县将这一部分的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了乡镇与村庄，采取“人盯人”战术。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郑锦滔是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4个小组负责谈判，3个小组帮助建工厂，1个小组驻深圳与海关、边检、香港联络，1个小组驻广州与省里各部门沟通，1个小组专门搞运输”。后来，东莞县的这一套做法被总结归纳为政府“一条龙”服务模式，效率由此大大提高。
也正因应三来一补的资源争夺，东莞不经意间建立了“服务性”职能与惯性，基因里增添了新元素。
1984年东莞县全县生产总值已达25.36亿元，外贸出口总额为1.29亿美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49元——分别是1978年的2.6倍，3.3倍，4.4倍。1985年，东莞县希望改县为市，已是县长的郑锦滔以县政府的名义上报广东省政府，没想到被告知这不符合程序，报告被退了回来。正确的程序是以东莞民政局的名义上报给省民政厅，民政厅再上报给国家民政部。于是又重新打报告，过了不久，中央民政部的人来调查并正式撤销东莞县，改为县级的东莞市。
郑锦滔很快发现这个“东莞市”虽然号称是“市”，却并不好用。
在对外招商时别人还是介意东莞是个县级市。随后，东莞又开始申请成为地级市。但非农人口、市区面积，东莞没有达标，而且市镇之间缺乏县治结构。直到1988年1月，东莞才正式成为地级市。
东莞逐级打破其行政级别限制，给其未来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政策空间，可以说这一时期东莞人“闯关”精神十足。
港式制造的烙印
尽管相隔半小时车程，但当年深圳市有其特区优势，而东莞只能借船过海。
作为特区，香港与深圳东西就可以互相买卖。可是东莞没有这样的特权，最早的时候允许小额的对外补偿交易。“比如可以带着本地农产品去香港卖了100块钱港币，不能带着港币，只能换东西回来。”张坤说，时间一长，东莞人就钻了补偿贸易的空子，后来人们就带着一船稻草，实际上带着很多港币回来，到香港那边就将稻草扔了，然后用港币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东莞人将这些从香港带回来的紧俏商品如收音机、电风扇等以好的价钱卖给内地人，这就成为变相的走私。
“改革开放初期，除了农业劳动力之外，剩余的基本都往返于香港东莞之间。”张坤说，在八十年代，整个东莞的国营企业物资公司等只要有出口权的，都在走私。最初是偷偷摸摸，到最后就公然大行其道。
东莞这座城市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张坤年轻时是东莞国有企业水泥厂的一名技术工人，1987年4月1日，他正式下海做建材生意，当时政策还不允许个人办企业，所以他的企业成为东莞市乡镇企业总公司的一个部门——建材部。张坤称，随着开放程度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东莞人开始开办自己的企业，“都是以挂靠国有企业的形式出现。”大量的本土企业涌现出来。
真正让东莞发生巨变的，则是港商北上。相对于深圳来说，东莞土地成本十分低廉，这成为吸引港商最大的优势。
1978年7月30日，一位叫张子弥的小港商在东莞县二轻局干部陪同下来到隶属于东莞县二轻局的小小服装加工厂。张子弥并未在意加工厂的条件简陋，他看重的是内地便宜的劳动力、低廉的加工费。他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袋，并拿出带过来的毛料，让太平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帮他复制手袋。当时的老厂长便叫了几个技术骨干，根据张子弥拿来的手袋照葫芦画瓢设计、绘图，在熬了一个通宵后，第二天就试制出了一个和港商样品一模一样的手袋。
一个半月后的1978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编号为“粤字001”的“三来一补”企业就此诞生了，投产第一年即获取加工费100万元。
太平手袋厂成了东莞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传奇。“大家都找到县轻工局和手袋厂负责人，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争着到手袋厂去上班。”曾在太平手袋厂当工人的吴盛名告诉《小康》记者，当时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一般是80元左右，在手袋厂的工人竟能达到200元以上。丰厚的回报成为大家竞相挤进去的最佳理由，“只有太平人才有更多的机会。”吴盛名说。
太平手袋厂刚建时，所有的原材料和设备都是张子弥从香港运过来，在太平镇加工成各式各样的手袋，再将这些手袋运回香港发往世界各国。手袋厂只赚取其中的加工费，并且还要将加工费的20%返还给港商张子弥，作为使用设备的费用。
经过3年合伙，手袋厂用挣来的劳务工时费将港商提供的设备费用全部偿清，工厂也就整个变成东莞人的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袋厂的辉煌不再，在两年前，太平手袋厂已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吴盛名说，但太平手袋厂点燃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星火，它不仅是今天“制造业之都”的奠基石，也曾是培养东莞本土创业者的摇篮。开始进太平手袋厂的那批人，后来先后开办了自己的工厂。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起于太平手袋厂的微末小风，引发了各路资本竞相进入东莞的大潮。
太平手袋厂的创办模式成了“星星之火”，使地方政府、香港商人和东莞农民都赚得盆满钵满，如此一举三得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20世纪80年代，香港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末，在本土陷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难以为继的困境，与香港毗邻的广东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一河之隔的深圳更是主要的经济特区，于是整个80年代香港加工厂纷纷北上深圳，迅速布满了深圳的关内外地区，更有一部分走得更远一些，这一波制造业的转移浪潮最终造就了东莞。
成就“东莞模式”
村村都有红砖厂，就是这种“燎原”之势的最好证明。
一位已退任的东莞市某部门领导陈健（化名）告诉《小康》记者，1983年前后，大批港商来到东莞买地租房。“香港人买了地、修了厂房，可以解决当地村民就业，可以改变当地的经济情况”，为了吸引香港商人过来投资，各个镇不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每个村都差不多有红砖厂，只要过来修厂房还有无偿给砖，农民还给他们无偿做工，就是为了吸引他们过来解决就业问题。
1992-1993年前后，深圳开始第二次产业转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三来一补”加工业不再持欢迎态度，大量的出口加工厂被驱赶到了与深圳紧邻的东莞。加之深圳特区在前20年中，有着严格的二线关检查，而且必须办边防证才能入内，阻挡了大量内地农村人口进入深圳特区，这也导致工厂设在特区内增加了许多有形和无形成本。但在东莞则没有此一环节，这也是许多企业放弃深圳选择东莞的另一原因。
有着外贸经验的东莞，以“三来一补”方式，迅速建立体制承接了急需转移的香港资本，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由此转型。198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份调研报告描述那年的东莞，“吸收了全市劳动力15万人，外地劳动力17万多人”这一年，东莞的外来劳动力由本省其他地方开始扩大到外省，外地劳动力开始超过本地劳动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10年，东莞新增外来劳动力每年都超过10万人的数量；就像一个正在长大的小伙子，贪得无厌地吃掉了面前每一片面包。10年后的1998年，东莞外来劳动力达到199.1万人，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148.8万人），这意味着东莞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移民城市。但这种爆炸式增长还在继续，此后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速度达到了50万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涌入东莞，为港台加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水线工人，造就了东莞的世界工厂地位。
台商的大规模进入加剧了这种趋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的桌面电脑组件和电子元器件工厂大举迁往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比之前10年“东莞奇迹”的描述，这次被命名为“集聚效应”的产业转移，成为经济学家更为注意的现象。它提供了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另一种可能性示范。
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三十年间，东莞从一个农业大县转变为了一个工业城市，人口从一百多万发展至近千万，但也正因为其对“三来一补”的过分依赖，外界解读“东莞模式”时，很容易将它归类于外源型经济之列。当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港台企业为了躲避税收，以及逃避资本管制，大都采用人为抬高原材料和部件价格、压低东莞产成品销售价格的方式，使得东莞的生产环节只能有极低利润甚至没有。最终导致在这种产业分配链条中，东莞只能赚到两部分钱，一是内地农民工的血汗工钱，一是本地赚到的土地增值（地租和房租）以及低层次生活服务业的收入。
这就是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东莞也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原因所在。
东莞的“拐点”
东莞并非不想做出改变，但转型却非易事。
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如何转型，转向哪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东莞遭遇最严重的危机，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开始把转型升级当作新的出路。
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东莞这座城市进行了艰难的转型。
2011年12月5日，徐建华从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卸任，调任东莞市委书记。彼时的东莞，其经济增速居于广东省末尾，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2008年以来，东莞经济增速大大放缓，2012年一季度，东莞经济增幅广东最低，虽然二、三季度有不少提升，但还是全省垫底。徐建华曾坦言，虽然说要淡化GDP排名，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不仅是GDP本身的问题，还会影响到包括就业和社会管理等问题。因为GDP下降后可能带来就业岗位减少，意味着下岗待业甚至失业人员会增加，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加大，东莞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
为了缓解压力，更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东莞重新祭出了“招商引资”的法宝，这曾是过去30年中东莞飞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东莞市成立了“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分赴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去寻找投资商。
经济增长转型相当艰难，社会管理问题却日益凸显。
东莞目前户籍人口不到200万人，而外来人口却已超过600万。在这些外来人口中，超过半数的是“单身”来到东莞，“既然有需求，就有市场，酒店业就会发展。”东莞商人张坤称，除了普通的外来劳动力之外，台湾商人、香港商人也是他们的重要高端客源，还有不计其数从周边城市“慕名而来”的。
“性都”声名远扬，使城市管理者相当难堪。他们决定主动出击，改变这种城市形象。
2013年年初，被分为“人文篇”和“产业篇”各1分钟的两部含有“东莞元素”的城市形象宣传短片在网络、电视等媒体广泛播出。除此之外，时长15秒的“经典版”宣传片也在广州南站、长沙南站等全国多个高铁站以及电影院线放映。东莞此番集中推广“正能量”城市形象，被外界解读为东莞欲与“性都”之名彻底割裂。（详见《小康》2013年4月1日刊《两分钟讲个好故事》）
在解释东莞城市形象宣传片时，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用“四个特殊”来表述，即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行政架构、特殊的产业结构、特殊的人口结构。正是这么多的特殊性，徐建华认为东莞经常被外界误解和误读，被“娱乐化”、“妖魔化”，城市形象备受诟病。
这种“特殊性”其实在沿海第一批开放的城市中普遍存在，东莞可以视为一个最典型的城市。庞大的加工制造业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创造这个城市财富的过程中，杂合而成的“工厂社会”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逐渐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绊脚石。
东莞试图通过经济转型来提升其城市的品质，告别过去的路径依赖却很难。
2013年，尽管东莞的GDP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10%的目标，但该市201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称，2013年东莞全市GDP达到5500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为9.7%，快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为“十二五”以来年度最高增速。“东莞足足牺牲了4年的发展速度，有望在今年迈过这一轮‘爬坡越坎’阶段，突破转型升级的‘拐点’。”徐建华说。
在这样的“拐点”上，被意外引爆的却是东莞早已存在的社会痼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除了经济上的转型升级，这座城市更需要社会层面的转型升级，后者“拐点”能否提前到来，才真正决定着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
“转型对于东莞来说，已是第三次了。”东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部副主任胡青善对《小康》记者说，东莞经历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再到科技现代化的转变，“幕已经拉开，戏如何演下去，将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者。”
工厂·人 广东东莞，中堂开达玩具厂。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响起，近万名身着蓝色厂服的工人从厂门蜂拥而出，原本寂静的厂外大街顿时变得人潮汹涌。
《小康》2014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