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说，2014年，也许是一个“不确定时代的开始”。其不确定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否会逐步告别“印钱”时代，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将成为过去？
目前，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贮备货币，因此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因此其货币政策不但倍受瞩目，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很大。
例如，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输入性通胀现象——由于其中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是如此严重，不但造成这些国家汇率波动，还使得这些国家在去年一度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从而导致“滞涨”局面产生——“脆弱五兄弟”也因此闻名。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国内的物价指数十分平稳，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这说明，增发的美元几乎全部流入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在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同时，也输出了通胀。
因此，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所谓“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就是在美元主导下，如何进行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国家都要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节奏而“起舞”。
不过经济学家也指出，这个格局是建立在美元是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经济研究机构就认为，不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使用货币互换或其他形式抛弃美元，而且即使这些国家继续使用美元，也会因美元的不断流入而推高其国内的资产价格，产生“泡沫”——一旦这些国家的泡沫破裂，美元资本就会流回美国国内，从而引起美国通胀。
他们还指出，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美联储很有可能陷于无法使用加息手段来限制流动性过剩的被动局面——因为美国的债务规模实在太庞大，贷款利率每加息一个百分点，光美国国债利息就要多付出近2000亿美元——这显然是美国经济难以承受的负担。
因此，这些经济学家强调，美联储之所以在去年年底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其原因也正源于此。但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社会融资成本将大幅提高，从而对世界经济复苏将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有经济学家据此认为，这一“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走入死胡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将逐步抛弃美元，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其起始标志就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
新格局将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也有人指出，且不说上述预测是否正确，而且即使真的出现了“旧格局”被打破的情况，也很难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新格局，因为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一种能取代美元地位的货币——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并没有被打破。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未来也许是一个“混乱”的情况。例如英国就有经济学家就对野村证券所说的，中国自四年前允许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后，人民币交易量大涨，甚至接近世界货币总交易量的10%，人民币将取代美元的观点表示反对——他认为，人民币所对应的交易范围还很狭窄，大部分集中在能源或者与特定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范围内，还没体现出有替代美元的潜力。
而对于欧洲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期货货币买卖今后将允许各地区就欧元和人民币进行更多的贸易和投资——通过把中间人（美元）赶到一边的方法减少金融风险”的观点，他则表示，“效果还有待观察，要看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是落实在行动上”。
事实上，持此类观点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他们大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旧的格局”或许将被打破，但其影响仍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也许会形成新的格局，不过这将充满不确定性，其具体走向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WTO的缔约国，美国，正欲抛弃其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体系，转而倾力打造TPP和TPIP这种对其更为有利的贸易体系，以降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对手的竞争力——这一举措的成功与否，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后，是否仍能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前提。
——欧洲的情况是好转还是恶化。欧洲经济学家大都认为，若欧洲能顺利走出泥潭，则欧洲会靠近美国，反之，欧洲可能因为“现实”转而选择“中国”，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除中国以外的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能否有效抑制通胀，走出去年的经济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结果。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内部
虽然很多人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和发展持“不确定”的看法，但是在具体谈到中国经济时，他们却基本持相同看法，即中国经济的挑战几乎全部来自内部。
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曾就“在全球经济风险是未知数的情况下，您觉得新兴市场面临的发展瓶颈是什么？或者最大的新的增长点来自哪里？”这一问题，采访了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结果他们给出的答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例如被采访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外部经济格局对中国只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出口的影响，一个资本输入量大小的影响。不过他们均表示，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很小，甚至有经济学家用“微不足道”来形容。
对于前者，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2008年，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处于谷底的时候，也没能对中国出口造成太大影响，更何况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年走低，因此很难形成大的影响。
不过对于后者，虽然经济学家的意见不能说完全统一，但他们仍普遍认为，国际资本输入的多寡，很难在中国形成类似巴西、印度那样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不光是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外汇储备也比较多，而且，2013年的两次“钱荒”事实上都是中国央行技术操作的结果——这说明中国国内的资本是比较充足的，并不缺乏流动性，对外资的依赖较小。
被采访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挑战来自内部，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一个是地方债务规模的控制，最后一个政治改革最终是否能形成要素的市场化结果。
他们强调，这三个方面中，从纯经济角度而言，提高投资效益也许是最重要的——最近几年中国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这说明“影子银行”正在扩张，本币资产泡沫化的过程正在加快，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或许，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视察天津时，提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撑，经济平稳运行更能创造良好金融市场。金融创新要围绕实体经济需求，才能实现双赢”这一观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