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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小康》
  栏目:论坛报道
治理与调整:区域发展失衡的现实考量

★文 /《小康》记者 谈乐炎

  献策 2013年12月28日,“第八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京举办,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上,周熙明(左三)、周长益(左四)、陆德(发言者,左一)、朱耀垠(左五)、葛龙官(左六)和主持人丁曦林(左二)一起,为“区域发展与治理”献计献策。
  
  10年来中国区域战略的持续推进,使得经济版图的深刻变化已经显现。尽管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距趋于缩小,但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区域差距的难度不断增大,以行政区为板块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地区间的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区域治理,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是摆在当局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考量。
  在2013年12月28日召开的“2013第八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及企事业负责人就以“区域发展与治理”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周熙明,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中国民企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陆德,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朱耀垠,中共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委员会常务副书记葛龙官作为论坛嘉宾畅所欲言,为中国区域发展及治理建言献策。《新民周刊》社长、主编丁曦林主持了该场分论坛。
  
  “治理”多管齐下 软硬兼施
  
  “中国政府治理处在切割闭合有明显界限的状态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妨碍了全面型小康建设目标的实现,理所当然成为全面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周熙明的开场白引来现场一片共鸣。
  如何突破切割界限,成为一道待解的难题。
  “区域治理需要政府的力量,更需要社会公众及组织的力量,治理不仅仅是指行政管控,而且法律、市场、思想激励等多种手段并存。”朱耀垠的发言引来一片掌声,他认为应该将管理对象看成一个有潜能的主体,让被管理者参与到“治理”中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是治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已有的村民和居民自治就为区域发展治理提供了可借鉴模板。
  朱耀垠力推农村社区建设,他认为基层的社会不整合,城镇化进程就很难顺利推进。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采取社区整合的办法来解决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
  周长益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像过去那样,比如制定政策搞一刀切肯定不行,必须要有差别化的政策,考核地方政府的措施,要适合本地区的情况,“因为政府,行业管理也好,宏观管理也好,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工作,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周长益表示。
  葛龙官则从微观层面,将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小社会角度剖析区域治理砝码,据他介绍,该园区的企业老板实行上下沟通,为增强园区区域化党建,园区社会治理整合资源,开展联动。治理当中,还构建载体,打造平台,志愿者将近5万人,这是整个区域社会管理一个鲜活的力量。
  
  违背改革宗旨的“指标”要调整
  
  “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政策性的指标,有悖于改革宗旨,必须要进行调整。”陆德一针见血。
  他举例说,2020年“全面”和“实现”小康有悖论之嫌,我国曾向全球承诺从2005年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缩减40%到45%,然而15年GDP翻两番,每一个单位GDP砍掉一半污染,就会有两倍污染,明显完成不了“指标”。
  还有案可循的是,如今我国多采用“人均收入”表示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速度,由此造成了很多人收入“被增长”,这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不尽合理,著名经济学家张千帆就表示应用收入中位数代替人均收入。 
  “这个十年是我国GDP增长最快的十年,但同时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拉得最大,应该选用中位数衡量今后若干年到2020年,贫富之间差距的曲线缩短了多少,这个是科学的数据。”陆德表示。
  周长益则从工业耗能角度阐释了效能与指标的关系,他举例说,现在普遍用单位GDP能耗作为节能指标,然而这种考核有一刀切之嫌,“如果用单位能耗考核新疆、青海的电解铝节能水平,那它们肯定完成不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在治理指标上因地制宜,既要保证地方节能积极性,又能完成整体目标。”周长益表示。
  “顶层设计要谨慎,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周熙明说。
  
  失衡下背后的根基与机遇
  
  “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潜力”,周长益这番话引来现场很多人的兴趣,“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虽然在区域发展上有很大落差,但可以将东部落后产能的企业与西部对接,这样的话一方面把东部地区改造了,提高了,另一方面又支持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周长益表示,区域经济发展共性的东西是比较长远的课题,任重道远。
  周熙明则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表面上是经济因素,实则是“文化”拖累,“改革面对的问题,我们如果把它比喻成病灶,那么它的病灶表现在经济、政治、生态、社会上,病根则在文化上。”
  “真正深层次、全方位的改革,是改制度背后的灵魂式的观念,这就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我们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乃至于战场式的思维,这会使改革效率递减,区域治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周熙明说。
  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地方区域协调发展难以破局,“长三角”在政治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还祭出经济手段:成立区域发展促进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设立“区域发展促进基金”,是2010年获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要求开展的“重大改革试验”之一。根据规划,该基金主要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
 
 

《小康》2014年第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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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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