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顶层思考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首先我充分肯定十多年来公司制、股份制改制的成效，然而对股份制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把握。
其次在改革的探索实践中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反映在思想观念、法制环境、政策执行和企业运作几个方面。比如说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如何把握；民营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性服务以及经营服务这些领域，战略取向落实不到位，规范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方面存在缺陷；资本市场还不适应需要，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能力与国民经济的总量不相适应，与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第三要制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和任务。比如开发新项目，组建新公司，要用好资金、资产、专利、品牌等各类有形、无形资产实行股份制，并尽可能实行混合制企业。对于非公经济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和领域，垄断行业的改革要有突破。特许经营要有大的经营者，根据行业的特点，要构建一批非公经济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一批优秀的大中企业，或者是专、精、特、新的中小微企业创造条件上市。但是也要注意防范和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若对国有资本的进退把握不准，尤其是把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误读为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可能会导致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削弱。对一些行业外资的进入，把握好尺度，放宽准入是对的，但是要区分不同行业制定规范的标准和门槛，掌握好整个行业的混合程度，即便是一般竞争性行业或者服务业，也要防止全盘外化。（论坛演讲节选）
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原省长 洪虎
全面小康社会应该是粮食安全的社会，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被称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安全问题。对于人口众多、人均生产资源相对匮乏、粮食生产资源禀赋不高的我国来说，粮食安全更应该是战略重点，应该纳入将要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决策的重要议题。
我认为首先应该给粮食安全的粮食正名。缩小粮食安全中粮食的范围。在农产品中要把粮食与粮食农产品区别开来，粮食安全是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内容，但是农产品安全不都是粮食安全问题。
二是认识玉米的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双重属性，按其不同用途区分其与粮食安全的相关性。
三是把粮食补贴真正用到口粮上。
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运用价格杠杆调整粮食供需平衡，促进城市节约粮食，减少财政补贴一刀切的弊病，主要靠财政补农，不如把粮价提起来，要把维护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粮食的主销区和主产区。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按商品粮的调出量给予足额补贴，还要加大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对口协作，维护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科学技术，重点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设立主要口粮耕地保护红线，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还要设立主要口粮的耕地保护红线，分别落实到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县、乡，各级政府要与下一级政府签订责任状，明确承担不占用主要口粮田的责任。总之，需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来解决主要口粮耕地保护问题。（论坛演讲节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培林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今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题。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在我看来，主要有四点。
第一，实现农民的普遍兼业。我国大多数地区人多地少，全国平均每个农户不到半公顷土地，农民不可能完全靠土地耕作富裕起来，能够实现规模经营的也只是极少数农民，绝大多数农民要富裕起来必须兼业，也就是从事二三产业，或者说主要收入不依靠农业。如何在农村为农民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是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高度关注的。
第二，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近30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流动人口，能否顺利使这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成为衡量我国城市化道路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国应制定明确可操作的相关规划，争取用20年时间解决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户籍、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市民化问题，每年市民化一千五百万人。
第三，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保障体系，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规范进入医保体系，这些都是公共服务的具体要求。
第四，实现扶贫对象的大幅度减少。中国目前农村扶贫对象大部分分布在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其中最典型的区域是中国西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区，这些生态脆弱地区也往往是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我们要下决心采取更加有力的减贫措施，争取从现在到2020年，每年能减少扶贫对象两千万人，让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能够惠及所有人，特别是生活困苦的人。（论坛演讲节选）
当前国内外经济情况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贺铿
我们看世界经济状况或分析形势，总是看三个发达经济体，即美国、欧洲、日本。美国近五年来实行了三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美国经济已恢复到2%至3%区间，失业率降到了7%以下。此外，美国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智能产业的悄然兴起；二是3D打印技术的发展；三是页岩气革命。
再看欧洲。欧洲这五年经济一直处于波动停滞，主要是受所谓欧债问题的影响。关于欧债问题，我认为实质是美国和欧洲争夺货币主导权。
再看日本。战败之后，日本这30年的发展是什么原因，值得我们总结。而后20年它为什么停滞不前，也值得我们考虑。
至于发达国家为什么复苏不会很快，在我看来，因为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寻求新的技术做支撑。
最后谈谈中国的经济状况。今年我国三季度经济下行的趋势已经企稳，虽不会硬着陆，但需继续严防金融危机，经济滞胀问题也不可能一两年解决好。
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内需、外需增长乏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二是长期的积极财政，并且实行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风险不断加剧，尤其是各地把增长的宝都押在城镇化上，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经济隐含着不少的矛盾和问题。
我认为我们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地方债务；二是长期依赖扩大投资；三是“影子银行”。因而，我也一直强调稳增长不是问题，防风险才是问题。（论坛演讲节选）
对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魏建国
如何让中国全面地尽快实现小康社会，对此，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关键的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我个人认为要发挥中国社会所有人的创造力，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美国、欧洲在其社会体制和市场机制下，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社会的创新能力发展到一个最佳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权利平等、规则平等和机会平等，这对所有人都是最大最好的一个红利。
第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阶层，对中间阶层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很可能下一步要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我希望中产阶层成为苹果型结构，这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因此，必须对中产阶级有更多的税收政策，更多的支持政策。
第三，实现小康社会必须尽快让中国融入并带领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经常考虑，当时三中全会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以及后来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以招商引资吸收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的途径，现在有没有用?我认为有用，但不是持久的。
我提出三条新路线，第一，中国要力争主动，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丧失这个话语权是绝对不行的。第二要加快全球对外经济布局，在沿海地区，以上海自贸区为主，其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再者也要非常重视培养高端人才，这是我们持之以恒，而且是用之不竭的一招儿。（论坛演讲节选）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推进城镇化步伐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孟晓苏
中央一再提出，城镇化首先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就要推动农民进城，将已经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
50万亿的转化成本从哪里来?我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式得来，2007年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的土地流转，我提出让农民带着地票进城，并且已经在个别城市试点，但是还远远不够，这种地票应该是在全国范围通用。地票进城就是农民放弃自己的宅基地，而不光是耕地，这样就使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变成大城市周边的架构，而农地的复垦会增加耕地，即便大城市周边占用了农地，从总体上也没有再占用耕地。现在这种方式被称作单户农民的城镇化，我认为仍然需要向全国推广。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农村的经营型建设用地，可以公开规范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和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但是5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搁浅。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明确，要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和转让，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会不会再次被阻碍，我们现在在农地流转和城镇化发展上，也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允许农地流转，由此来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论坛演讲节选）
为地方民主探索创新释放空间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王长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民主是全面深化改革里面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讲三个观点：第一，发展民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方方面面的改革，而里面离不开民主。多元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来，这不就是民主吗？再说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本身就需要民主，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民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现在既然确定市场经济是我们的目标，而且要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自然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推进民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地方对民主探索创新有着强烈的冲动。可以这样说，地方基层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民主探索和创新，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我们的改革红利。
第三，为民主释放空间，是改革顶层设计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民主政治里面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就是为民主制度发展制定明确的目标，规定明确的原则，划定明确的边界，当然我不是说没有边界，现在有的边界很清楚，第一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第二不搞西方的多党制，我希望这样的边界更多一点、更清楚一点。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宏观的规划，确定目标，划定边界，制定原则，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鼓励大家去闯，鼓励地方和基层做更多的民主探索的尝试，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义。（论坛演讲节选）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李稻葵
2014年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一定下滑的压力。围绕这个问题有三个基本的风险点，即如何防止地方债在个别地区爆发；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上的资金问题；美国国会能不能比较顺利完成国债上限提高的决议以及量化宽松政策是否会以目前预期的力度和速度退出。
值得期待的是三件事：第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开局之年，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些具体措施，真正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到投资领域；第二，能否采取重要措施，化解地方债的危机，给地方政府提供一条新的融资渠道；第三，能否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提速，同时金融体制改革和货币政策能够相互配合，来化解当前资金比较紧张的局面。
2014年比2013年整体增长速度略有下降，2013年预测是7.7%，2014年可能到7.6%，2014年的物价水平会有所上涨。
地方债是地方政府为了搞基础建设，通过自己公司所借的各种各样的债，来自于信托、银行。中国地方债与美国、欧洲的债台高筑本质完全不一样。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这两句话在地方债化解过程中至关重要。很多地方政府的建设项目并不完全是公共项目，很多是代替市场建设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把它民营化。发挥政府自身、自我监督和地方民主的职能，给地方政府一个明确的借债上限。所以两句话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发挥市场机制把资产盘活，发挥政府基本作用，约束好自己，这两件事如果能做到位，相信地方债问题将逐步化解。（论坛演讲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