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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小康▪财智》
  栏目:特别策划
源于“权力”的银行业:从拒绝民资到鼓励民资

★文 /塔夫

  只要有吸储的公信力,且有不愁收不回成本的权力依托,那么做这类钱生钱生意的买卖,是一本万利——因为无论是那些古代银行还是现代银行,其社会价值都在于能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南北朝时的寺庙所开的“质库”,还是古代欧洲的可借贷钱财的神庙,这些史料中最早可以看到现代银行影子的金融机构,其诞生的背后推动力都是权力。
  其中,“质库”的起源是因为中国南北朝时各政权争相礼佛,甚至出现了皇帝偏要出家,大臣花钱赎回;北齐政权甚至将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礼佛等奇事——因此,一类特殊的,绝对拥有“高薪特权”的“国家公务员”——“职业和尚”或“职业尼姑”出现了。
  由于这些“公务员”不劳动,收入却极高,且代表神在凡间行使权力,社会地位也高,因此那时的“佛考”——即获取这一“公务员”资格的过程,比当下之国考,可要火爆多了——在总量不过千万级别的人口总数上,竟然出现过百万僧侣的情况。不过物极必反,不断有头脑清醒的统治者出来“灭佛”,以保证社会劳动力数量,几经折腾之后,一些佛门弟子认识到,走单一的“侍君”路线风险太大,要另谋出路。
  这点小困难,当然难不倒这些未必真心礼佛,但却见过大世面的(当时“佛考”之难,不亚于当下的“国考”),高智商的寺院管理人才——寺庙有的是善男信女捐赠,又是神权的代表,具有公信力,且有菩萨、官府、各种地方势力帮忙讨债,在礼佛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搞点高利息的借贷活动,以获其利,一来促进了商业流通,二来佛门弟子也有了零花钱,岂不快哉?
  至于欧洲的神庙,虽由于古代欧洲史料编撰上,与中国相比,差距只会比专业和业余差距还大,留下的文字本就不多,信史就更少,不过因为近代发达后,门面也是要装一装的——因此像《荷马史诗》这样的诗歌也拿来入史,往往令人难以信服——但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值得信服的考古证据。
  例如人们从雅典、罗马一些神庙的遗址中,就发现了记述这些神庙在其辉煌的时代,如何大肆利用神权的“公信力”,将信徒所存入神庙的钱财,转手放出(利息额度不是宙斯说了算就是基督说了算,敢质疑其合理性就请你亲自去见他们以求解释),从而大获其利的事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早期的“业余银行家们”(专业为服侍神灵),其建立早期银行的动机显然不是成为“备受尊敬的企业公民”,但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生意很好,经常顾客盈门——而且是在常因粗暴追债,而导致人们倾家败产的事情层出不穷的情况下。
  由于历史常遵循一个规律,即在最初无序状态下诞生的事物往往更接近其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有吸储的公信力,且有不愁收不回成本的权力依托,那么做这类钱生钱生意的买卖,是一本万利——因为无论是那些古代银行还是现代银行,其社会价值都在于降低整体社会的融资成本——当然,这其中的关键是有权力依托,不同点仅是古代依托的是神权,而在现代是世俗的法律或者政府审批权力而已。
  
  为何拒绝民资?
  虽然,从《商业银行法》中,我们找不到一条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条文,但无论是解放初期取缔公私合营的事件,还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小范围民营银行热被扑灭,再到2006年温州银监局否决“华侨银行”提案,都显示了我国以往的金融政策,确实是不欢迎民资进入的——其中原因也似乎并未被正面回答过——此前华侨银行提案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这说明,在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金十条”,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银行以前,民资进入银行业最需要的——权力依托,是不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要拒绝民资?
  其实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答案,一个是理论方面对资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相信中国学生不论是否看过《资本论》,都学过其中的这一句名言“资本从它的诞生的那一刻起,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血淋淋的、肮脏的东西”。
  另一个方面,我们所做的一些尝试,也没有得到全部积极正面的反馈——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某股份制银行吸收民资股东后,不但屡次发生民资股东干涉银行业务的运营和人事任免(更换其亲信),而且还曾曝出与某地官员勾结违规操作的黑幕,并导致多名官员为此落马——这似乎说明,指望民资比国资更加廉洁自律是一个梦想。
  
  鼓励民资从事银行业的背后
  但是,这个情形从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金十条”,和今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宣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几乎是一夜之间,腾讯、美的、新希望、吉祥航空、苏宁、奥康开银行、报喜鸟、红豆、正泰电器、雨润、中德金属生态城、三胞集团、华峰集团、阿里巴巴等民资企业全部宣布——要开银行——以至于有人评论说,神奇的银行,能让72行合并为一。
  虽然,现在主流声音是说,民资扎堆银行业是因为中国相对于美、日而言利差大,是利润诱惑的结果——且不说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因为日本是负利率负了20年,美国的利差也并非是一些媒体所说的小于2.5%,而中国正在放开利率管制,银行利差收窄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仅这一现象本身,似乎就能说明两个问题,或者说是鼓励民资进入银行业的意义所在:
  一个是,(在房贷大规模产生之前更是如此)政策制定者肯定希望,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后,能有效打破这一旧的资本循环体系,降低近几年以来,中小企业所抱怨的融资难问题,从而进一步降低整体社会融资成本。
  另一个是,在利率放开,银行业利差普遍收窄,国有银行的日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悠闲的今天,在引入民资进入金融市场后,其竞争势必会更加激烈——历史已经无数次说明,竞争越激烈,监管就越重要——否则最近那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会从微博上的口水战发展到让一个记者甘愿拿钱“编稿”,去做虚假报道,最后发展到司法介入的程度。
  而且,监管层面也不会轻易忘记,过去几年民资进入股份制银行后,所做的一系列并不能说让人放心的举动。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监管层对此做好了准备,并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毕竟,堵,更多显露出的是胆怯,而疏,则是更为自信的表现。
 
  《小康•财智》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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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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