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由港的消失，税务优惠的竞争也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能否更加畅通的交通和更加便利的物流服务层面的竞争。
此自由非彼自由
自从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消息确立，一波接一波的热议在专业圈子、媒体圈子里荡漾开来。
行动派则已经迫不及待地介入。
最敏感的圈子是A股市场，这是个消息、政策、题材可以生财的领域，像这个集消息、政策、题材于一身的自贸区已然成为股市宠儿，一个自贸区概念，圈入几多上市公司，股价借此东风而涨势喜人的有一串名单。
与“自由贸易区”这个概念牵涉的，近年来已经启动或准备启动的还有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还有由美国、欧盟共同发起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也称美欧自由贸易区。
相对于两个重磅级的跨国、跨大洋“自贸区”，在中国大陆一个大都市局部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全球引起的关注，也并不亚于TPP和TTIP。
自由的英文单词为Free，故而世界上已经存在和正在构建的自贸区的英文缩写都以F打头，从自由的涵盖面和自由的圈子结构分析，此Free非彼Free，一个叫做FTA（Free Trade Area），一个叫做FTZ（Free Trade Zone），FTA由WTO（世界贸易组织）定义，FTZ为WCO（世界海关组织）定义。Area有区域、地区的含义，Zone则可以理解为区域、地带。
已经建立有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就属典型的FTA。FTZ设立于单个主权关税主体内，仅在此区域内实行特殊免税及保税规则，即通常所说的保税区、自由港之类。
Area或者Zone代表了大小不同、构造不同的圈子，在这个圈子内体现“自由”的是税务安排和游戏规则的重构，FTA代表的圈子大，由一个个的关税主体圈子连环成大圈子（自贸区），FTZ代表的圈子小，是单个关税主体圈子内的局部划出圈子（自贸区）。
自由贸易区在历史上早有实践，重量级FTA参照物有两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名声久远的FTZ范例则有汉堡自由港、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等。
玉米的自由
在美国国内，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议一直存在，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左右摇摆。奥巴马在其首次竞选中，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基础上创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有过措辞尖利的指责，奥巴马曾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具有“破坏性”、是“大错误”，扬言要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另外两个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重启谈判”，让“自由贸易惠及所有人”，言下之意是奥巴马觉得美国有些“吃亏”，并没有被北美自贸区“惠及”。
当选后，奥巴马开始改口了，对媒体表示美国不应该单边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自称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在其首次当选后会见加拿大驻美总领事，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奥巴马对北美自贸区的激烈言论仅仅是选战政治的需要，并无实质可能。
事实上，北美自贸区的建立与美国经济最辉煌的时期是同步的，克林顿时代创立的北美自贸区，为美国带来的所得远大于其所失。
在北美自贸区的圈子内，可以视为两个富豪（其中一个是世界财富老大）美国和加拿大，带一个不发达国家穷哥们儿墨西哥。
尽管20年后墨西哥与美加之间的富裕程度的巨大差距依然如故，但墨西哥对美国经济的推升作用巨大。
据美方统计，截至2012年11月，墨西哥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总额为1999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11年全年为1983亿美元、2010年为1634亿美元，而2002年，美国对墨西哥出口额为974亿美元。美国贸易办公室墨西哥分部认为，自北美自贸区建立以来，墨西哥自身的贸易额增长了377%。
近年来，美国经济学界认为，由于北美自贸区的圈子效应和地域上的天然接近优势，墨西哥大有“取代中国”成为另外一个世界工厂的势头，因为世界工厂的消费链上端一直以来以欧美为主。
在毗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Tijuana），近年来已经建立一座新兴产业区，并被视为圣地亚哥—蒂华纳大都市圈。蒂华纳已然成为北美洲的电子产品加工中心，在美国销售的韩国三星（Samsung）、日本索尼（Sony）等知名品牌的数码电子产品大都出自此地，比如在美国销售的平板电视等。许多公司的雇员住在生活配套较好的圣地亚哥，每天到蒂华纳上班，便利的边境管理提供了过境支持。
在蒂华纳东面的华雷斯城，在中国闻名遐迩的富士康开厂生产苹果公司的产品，富士康被认为加工装配了世界上40%的电子产品，在蒂华纳南面的克雷塔罗，正在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豪华跑车上的变速箱。甚至通用公司的航空涡扇发动机和波音公司的B787巨型梦想客机的部分组件也在墨西哥完成。
有业内人士认为，美墨之间能够形成短距离供应链是美国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产品产业转移到墨西哥的主要因素，而且，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水平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人工资水平差不多，两相比较，优势彰显。
站在墨西哥的角度如何看待北美自贸区，也出现了对立的两种观点。2004年，在北美自贸区10周年之际，有人归纳了墨西哥国内持正反两种立场的看法。
正方认为：10年间墨西哥目前的经济总量达到594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上升到第9位，居拉美第一，人均收入达到6250美元，在拉美居首。反方认为：1994～2002年墨西哥GDP年均增长率只有2.7％，10年间，墨西哥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只有1％，比多数拉美国家要好，但要比上个世纪差得多。1948～1973年墨西哥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3.2％。
值得一提的是玉米问题，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框架下，玉米把产业、科技方面的差距演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情景剧。
玉米是墨西哥的原产粮食品种，墨西哥是世界玉米的故乡，玉米生产对墨西哥经济和墨西哥农业至关重要，玉米相关产业曾经雇佣了墨西哥40%的农业劳动力，耕种玉米的土地占墨西哥农业用地的60%。
墨西哥玉米的种植，历史上基本采用所谓“环境友好”和低成本种植模式，即尽可能多地采用天然灌溉法，尽可能少地采用有毒有残留的化学制剂。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有机”种植模式。墨西哥农民自行培育了40余个玉米品种，有观点认为，墨西哥的玉米种植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农业文化，众多的非工业化玉米种子库可以抵御灾害，保证粮食安全。
在北美自贸区的贸易开放框架下，美国玉米产业自由进入墨西哥玉米市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和玉米出口国，玉米出口占到美国农业出口的9%。美国农业的产出率远高于墨西哥农业。除掉工业化大生产和人工灌溉、化肥农药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对农业的高额补贴，大幅度拉低了美国玉米的生产交易成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把玉米通过美国粮食贸易巨头如Archer Daniels Midland 、Cargill等公司以低于墨西哥本地玉米成本价20%～30%的价格出售。
美国玉米击败墨西哥玉米表面上看充分体现了自由贸易圈子内“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却给墨西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大批自耕农的破产导致大批墨西哥人偷渡或移民到美国，而有些农民为自保转而种植利润更高的东西如大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10年间，墨美边境查获的大麻走私翻了一番。走私的目的地当然是美国。
美国的玉米在墨西哥获得贸易自由的同时，墨西哥玉米的自由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特别是传统种植模式的湮灭。
130年的围栏
2013年年初开始，德国汉堡即将开始一项大工程，拆除围栏，这道围栏围住了一片16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个圈子里，演绎了最远可以追溯130余年的自由贸易历史， 2013年，汉堡作为典型的FTZ自由贸易区的历史终结。
准确地说，汉堡是转口集散型自由港（Free Port），这种类型的自贸区专注于港口装卸、货物仓储、货物转运、商业性加工等环节，与物流业紧密相关，在欧洲，类似的自贸区还有荷兰的鹿特丹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等。
汉堡因地处三河一海（易北河、阿尔斯特河、比勒河、北海）交汇处，具有平均13-16米的航道水深成为大型港口城市是为必然，在海运时代和重商主义盛行的历史会合处，汉堡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被打造为自由贸易良港。
12世纪，时值被称为红胡子的具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国王、德意志士瓦本公爵（称腓特烈三世）、意大利国王多个头衔的巴巴罗萨皇帝统治后期，连接德意志诸公国和斯拉夫地区的贸易重镇汉堡获准一项特权：可以在易北河下游自北海之间自主征税，故而，1189年5月7日被视为汉堡港诞辰日。
汉堡从此享受了300余年的“自由贸易”（相对于德意志整体）特权。其间，汉堡建立了与欧洲诸海运贸易大国如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挪威、荷兰等国的直接贸易关系。13世纪，以汉堡为核心，100多个港口城市结成“汉撒同盟”，汉堡也当地人被称为“汉撒自由城”。1510年，汉堡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自由市”。
1881年，德意志帝国政府决意统一国家税制，在政治压力下汉堡市议会不得不决议加入帝国统一税区，废止汉堡免税特权。
为此，帝国补偿汉堡移交海关主权4000万金马克，汉堡则挖了一条新运河连通港口与自贸区并与市区隔离，还迁走2万居民，建设仓库集群。最大的特征就是修建一条巨大的围栏，把汉堡自由港与汉堡市区隔开，1888年，汉堡税区与帝国税区统一，同时自由港开港。
在这个16平方公里的围栏圈子内，除仓库群，还建设了税务大厦、桥梁、火车站等等，在圈子外加设界沟，圈子内只提供贸易、仓储、物流、运输相关服务，不住居民。最终形成一个具有160万平方米仓储面积和180万平方米集装箱中心的服务区。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发展，汉堡自由港也成为世界级的交通枢纽之一，汇集了5条欧洲高速公路干线。汉堡港的主业海上航运业成为覆盖中欧、东欧、北欧并通往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枢纽港。
汉堡港的吸引力来自围栏内的自由，包括免税、对外汇、资金进出、人员雇佣等等方面的最低程度的限制或者零限制。简化描述：船只进出港自由，无须经过果海关监管。货物处理自由，如果货物不输入欧盟关税体无须经过海关监管。
拜自由港的辐射效应，汉堡城市本身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人均GDP第一；德国百万富翁人数第一；欧洲第二、德国第一大港；德国第二大工业中心；德国第二大金融中心；德国第一大媒体及出版中心；德国城市绿化率第一……
1997年，汉堡凭借强大的发展积累和历史文化积淀，决心打造一个被称为“港口新城”的区域。这个“港口新城”保留了大片早期的自由港建筑群和设施群，这些历史遗迹已经列入汉堡市政府的“自由汉撒城”历史名胜保护名单。
15年后，整个汉堡自由港却成历史遗迹，一个更大的自由圈子融合了汉堡自由港这个小圈子，小圈子的自由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大圈子中显得多余，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有观点认为，随着自由港的消失，税务优惠的竞争也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能否更加畅通的交通和更加便利的物流服务层面的竞争。
沙漠的幻彩圈
化石燃料盛行的时代，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几乎在弹指一挥间成就了中东的资源新贵群体，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等，还有国虽小而名气大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2012年，阿联酋人均GDP约6万6千美元，位列世界第六位，排在北欧发达国家瑞典、丹麦，北美富国加拿大、亚洲富国新加坡的前面，支持这个财富水平的主要来源是石油产业。
石油资源在阿联酋内部七个兄弟部落国家不是平均分布的，属于阿联酋的石油绝大多数流淌在仅占全国人口10%的左右的阿布扎比部落的脚下，阿布扎比拥有的石油占世界石油已公布储量的十分之一，阿布扎比居民的人均资产达到1700万美元。
在这个给人以靠石油致富印象的国度里，却有一个与石油关系不大、在经济领域的名头盖过首都兼首富阿布扎比的部落——迪拜。
迪拜的石油收入仅占其部落GDP的6%，但90年代以来，迪拜俨然成为世界闻名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在闻名遐迩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据称即将被中国上海和长沙的高楼取代世界第一位置），集中了世界众多名人富豪业主。
迪拜作为坐落在沙漠中的部落城邦国家，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不可能建设完备而强大的加工业体系，更不存在农业耕种的环境，但迪拜人却敢于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不做第二。
90年代以来，迪拜曾经被称为中东的“经济引擎”，而这台引擎的润滑剂就是商业贸易范畴的自由。
迪拜和它的近亲阿布扎比（控制迪拜部落的马克图姆家族和控制阿布扎比部落的纳哈扬家族是同宗兄弟）之间在石油资源上贫富差距悬殊，早在石油财富滚滚而至的年代，迪拜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迪拜的第一桶金来自土地的自由买卖，换言之可曰土地自由贸易。1997年，迪拜立法允许本国人买卖土地，2002年开始，允许外国人买卖土地，土地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在迪拜诞生。
石油财富催生的大批中东富豪眼见着不用远赴欧洲、美洲去别墅和豪宅，在家门口的迪拜就可以实现私人物业的理想，投资房地产的资本蜂拥而至，别墅、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奢侈品商店不断拔地而起，中东石油富豪、欧洲大亨、俄罗斯财富寡头云集迪拜，享受日光浴和夜生活。
初尝富果的迪拜政府此次一发不可收拾，决意把迪拜建成中东商业中心，迪拜祭出的还是其在房地产取得成功的法器：自由圈子，迪拜为商业和消费所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设计了五花八门的免税区，有的免税区在外人看来颇为新奇，例如媒体免税区、例如体育免税区，试想媒体、体育都免税了，还有什么不能免税？
2004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开业，毫无疑问这又是迪拜众多免税区的一颗新星，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优厚宽松的营商环境、周边云集的众多行业自贸区、涌入迪拜的国际富裕群体，吸引了诸如摩根斯坦利、高盛之类的金融巨头将总部迁入迪拜。2007年，阿联酋着手出台公司法，放开关于股市持股比例的限制，允许外资持有大部分股权，甚至允许外资金融行业公司全面控股（原先仅允许外资少数持股）。
迪拜在沙漠中划出的这个自由圈子，吸引了世界上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淘金者，迪拜80%的居住人口是外国人，包括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据称中国淘金者曾经达10万之众。有人描述过在迪拜的观感，机场换登机牌的服务员是华人、机场大厅中走动的引导员是华人、机场餐厅服务员是中国小女孩。
外人眼里的迪拜自由和方便程度很高，没有外汇管制，进口税为4%，非常先进的现代通讯环境，70%的商品经过这里转口到中东伊斯兰国家，尽管是沙漠国家，海水淡化工程保证了充足的自来水供应等等。
但是，这种快餐式的速成发展模式，多少有点沙漠中特有的海市蜃楼般的幻彩，迪拜高端地产开发造成的巨额债务高达800亿美元，2008年金融风暴的来袭首先波及迪拜的欧美债权人，然后是近邻的海湾国家债务人，2009年，负责迪拜开发的迪拜世界公司宣布延期偿付其600亿债务，迪拜地产泡沫幻灭。
遍及迪拜的自贸区圈子，实际上最终受制于迪拜的高端房地产圈子。迪拜富有的兄弟阿布扎比出手接盘（尽管有严苛的条件），迪拜没有最终崩盘，但众多原先也跃跃欲试的海湾石油富国，如沙特、卡塔尔、等算是见到了一剂现实的苦口良药，肯不肯把这剂苦药服下去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小康•财智》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