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渎”、“色”、“假”、“枉”是官员形象的五大雷区，2013年官员形象危机呈现动态变化特点，“贪”所占比重从51%降至27%，“色”从10%升至19%，“假”从6%升至19%，“渎”和“枉”有小幅上涨
最近，在官场中，一味药“很火”，这剂良方名为“六味地黄丸”，它适合慢性症人服用，疗效好、起效快、作用持久，适用于有“慵懒散”之症的政府官员。
开出这剂药方的“良医”，是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日前，他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一把手”会议上指出，对于“作风不正，虚火妄行”者，“要用上‘六味地黄丸’祛邪扶正，具体需要补好六堂课。”这六堂课则分别是“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学习到家，思考到位”、“聚焦四风，挖到真话”、“把自己摆进去，将问题刨出来”、“边查边改，务求实效”和“一把手要亲自抓，要抓好一把手”。
那么，为什么要吃“六味地黄丸”？为什么要补好“六堂课”呢？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官员“慵懒散”的形象。而“慵懒散”也仅仅是“官员形象雷区”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如果不重视官员形象危机的“风险地图”，一不小心，就会踏入雷区。
官员形象“危”在何处？
官员形象危机是指官员因违法违规，违背德能勤绩廉的标准，不符合群众对官员公正廉洁、勤政爱民等预期；造成恶劣影响和损害公信力的危机。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对2013年上半年的官员形象危机“风险地图”进行了分析，其中官员选择范围包括党政领导干部、财政供养人员、村（社区）干部和国企干部，官员形象危机的“风险地图”则主要包括五大风险项：“贪”、“渎”、“色”、“假”和“枉”。
具体而言，“贪”指的是贪腐问题，包括贪污受贿、消极腐败、隐性腐败等三个方面；“渎”指的是失职渎职，包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慵懒散”和决策失误四个方面；“色”指的是性丑闻，包括不雅照、强奸两个方面；“假”包括火箭提拔、造假和“被影响”等风险要素；“枉”则涵盖暴力执法和遭遇暴力袭击两个方面。
其中，“贪”和“渎”的曝光数量大、曝光范围广，往往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而“假”、“色”和“枉”曝光数量相对较少，但社会负面影响仍然非常恶劣。
贪：官员形象的高发危机
从整体看，贪污受贿、公款滥用和隐性腐败等贪腐问题已成为当前官员形象危机的首因。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贪腐高发、多发，形势严峻。
NO1.贪污受贿问题多。贪污受贿在2013年上半年频繁被曝光，在研究中心的全国官员形象危机典型案例库中有56例，数量上占全库的27%，并且表现多样、问题严重；贪污受贿“涉面广”，涉及不同层次的官员，有厅局级以上的高层官员，处级以下的基层官员，这不仅是涉案官员的个体形象危机，还容易导致群众对部门、对制度的隐忧和质疑；贪污受贿“形式多”，不仅有官员个体贪污，“组团贪污”也时有曝光；贪污受贿“级别高”，和去年同期相比，高层官员（厅局级以上）贪污受贿案件有所增加，2013年上半年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高层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有10起，同比增长率达233%，这既是“社会倒逼”加剧的结果，也是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加强的表现。
NO2.公款滥用屡被曝光。公款消费是社会监督的重点之一，当前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激增，爆料的人数多、渠道多、线索多。而在当前大力推进改进工作作风和厉行节约的背景下，官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用公款购豪车、用公款买奢侈品等公款滥用问题，一旦曝光就会造成恶劣影响。
NO3.隐性腐败受到高度关注。其特点是巧立名目，不易被发现和查处；表现形式多样，例如名目繁多的“会员卡”。
另一方面，贪腐导致群众意见大，易酿成信任危机。
NO1.贪腐易致社会心态失衡。官员贪腐问题的曝光已产生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私用导致了群众的“被剥夺感”，并可能导致社会心态的失衡；热词“无官不贪”、“边腐边升”、“前腐后继”等广为传播，甚至出现了个别非理性和极端行为。
NO2.“社会倒逼”的方式呈多样化。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社会倒逼”的加剧，也触发了贪腐的大量曝光，并被持续追查。
NO3.处置不当引发深层信任危机。对官员贪腐问题的处置不当可能引发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当前频频被群众指责对官员贪腐的定性不准、定责失当、处理过轻、信息不公、程序有瑕疵等；这些将加重群众的不平衡心理，进而指责由贪腐暴露出的“带病提拔”等制度缺陷，损害公信力。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官员形象危机案例库）
2013年上半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官员形象危机典型案例库，起止时间为20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本图表具有此研究方法的相应误差。
渎：政府公信力的“天敌”
失职渎职问题包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慵懒散”和决策失误等，其曝光方式除了传统的媒体曝光外，还有多地省委通报本省、本市的“庸懒散”案件。总体来看，该形象风险在2013年上半年社会倒逼加剧，需要引起广泛关注。
冤假错案问题是2013年一、二季度失职渎职形象的典型案例。官员形象危机虽然是极个别官员的个人问题，但在“下一个就是我”的社会心理影响下，会导致群众的广泛质疑，进而全面挫伤政府公信力和对官员的信任。在2013年上半年，冤假错案成为这一发展逻辑的典型代表。其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冤假错案影响恶劣，凸显官员形象危机的“回溯性”。若干年前的官员工作问题仍会对当前的官员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二是刑讯逼供等违反“程序正义”，容易招致群众谴责。三是获清白后索赔难，再次重创官员形象。
色：突破道德底线
一方面，性丑闻“连带效应”显著。“性丑闻”事件经过媒体和网络的“扒粪”，成为查处官员违法犯罪的“突破口”。“色官”大多“五毒全露”，由性丑闻牵扯出贪腐、涉黑、超生等违法违规行为。上半年，有近2/3的官员因性丑闻牵连出其他违法行为而被处理。
另一方面，强奸幼女使官员形象“蒙羞”。少数官员实施强奸幼女行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通过皮条客组织挟持幼女；二是利用职务之便接近幼女，尤其是对小学生实施强奸；三是借助偶然事件，诱骗、逼迫幼女就范等。2013年上半年发生多起官员强奸幼女案件，性质恶劣，违背道德，违反法律，尤其是官员与社会组织卖淫嫖娼的人员狼狈为奸、迫害幼女的行为放大了官员形象的阴暗面，使法律蒙羞，让民心失望。
假：依法行政理念的“冲击波”
“假”包括官员造假谋求晋升、“火箭提拔”，官员遭受恶意中伤、被假冒等问题。它使社会质疑官员群体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冲击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危及政府公信力。
2013年上半年，“火箭提拔”是其典型问题。第一，“火箭提拔”频频曝光，呈“井喷”趋势。“神童官员”、“火箭提拔”频频见诸媒体，多个省市均曝出相关问题，和往期相比呈现“井喷”特点。尤其是二季度曝光的“火箭提拔”事件，同比增长400%，环比增长900%。第二，“火箭提拔”形象危机具有连带性。上半年，64%的“火箭提拔”官员为“官二代”，该类形象危机具有连带性，导致其他相关官员“落马”，也给群众造成了“权力家庭化”、“权力代际化”的错觉，致使官员整体形象受损。第三，“火箭提拔”社会负面危害严重。根据2013年上半年的官员形象危机典型案例库，64%的“火箭提拔”官员被曝光后，受到免职或撤职处理，可见，“火箭提拔”大多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和用编进人规定，使社会质疑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和编制管理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枉：导致形象失分严重
暴力执法仍是官员形象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今年一二季度的典型特点是暴力执法案件发展过程比较曲折，不断有新问题、新表态等被曝光，持续吸引社会关注。遭遇暴力抗法，则表明官员和相对人关系紧张，群众反映冷漠显示出对官员形象的不认可，这种负面形象具有“窗口效应”，在群众“下一个就是我”的心理影响下，公共安全感被削弱，官员权威和政府公信力受损。今年上半年被曝光的暴力抗法事件中有3起致城管队员重伤或死亡，发展路径基本是：“城管在执法中发现违法行为—进行劝导执法—相对人情绪激动—相对人用刀、锄头等工具袭击城管队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则是城管在负面形象评价下的无奈之举。
如何转变官员形象？
官员形象危机2013年上半年的风险项，按照风险频次降序排列是：第一名“贪”（38%），第二名“渎”（32%），第三名“色”（15%），第四名“假”（9%），第五名“枉”（6%）。官员形象风险要素呈增长态势，多元化趋势明显。和2013年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风险要素增加7项，环比增长率为37%。
2013年官员形象危机呈现动态变化特点，“贪”所占比重从51%降至27%，“色”从10%升至19%，“假”从6%升至19%，“渎”和“枉”有小幅上涨。
官员形象的转变，除了“六味地黄丸”之外，还有哪些良方？
一是建立健全官员形象的分类分级制度，启动精细化管理。将官员分为执法类和服务类等，针对不同类别和等级的官员设置差别化的形象指标体系，以便于官员积极适应新形势、积极开展形象优化和形象自觉。尤其是警察、城管等执法型官员要完善分类管理，根据部门职责和职责特性制定独立的形象考评指标，优化职能定位和形象管理思维，提高群众对其形象的认知度和理解度，引导外部评委的形象评价。
二是全面防范当前的高危风险，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全面预防—准确研判—科学处置”的全流程官员形象管理制度，加强对贪污受贿、公款滥用、性丑闻等问题的“定期体检”和自我抵御，风险评估和多重监管；强化重要环节和重大项目的风险防控，落实源头治理；实施官员形象的实时监测，科学处置问题。
三是启动公共关系，优化官员形象。在科学应对官员形象危机的同时，直面社会倒逼的原则还要求未雨绸缪，在日常工作中优化官员形象，强化群众基础和社会面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加强外部形象公关和内部整改、优化，实现发生形象危机可能性的最小化。针对2013年上半年官员形象存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启动形象公关，引导社会心态；做好举证倒置的证据准备；加强培训，提高官员形象管理的能力；关注官员心理健康，提前排查和防范问题。
（作者唐钧系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主编，尚远方系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小康》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