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内蒙古人李长春不得不开始“找关系”。来京四年后，这个人到中年的汉子开始逐渐变得像个城里人。
2009年，李长春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像他一样尚未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人有37.4万。他们散落在二环以至五环各个偏僻的胡同、平房、地下室里，怀揣着不同的梦想，要在北京城这个富贵之都找到一席之地。
还有726.4万人在公安部门备案登记，显示他们是合法在北京居住的流动人口。刚刚办完奥运会的北京，恢复了昔日的拥堵，截至这一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已经有1972万人。这让很多专家大跌眼镜，因为据2004年确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到2020年的目标常住人口才会达到1800万人。
北漂一族的不断扩大，使人口增加的数字提前10多年突破旧规划。
在茫茫人海中，人生地不熟的李长春并不显得太孤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而在属于他的小小家庭中，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人却显得有些孤独——父亲已经病逝，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在与他相隔500公里开外的老家——当他想她们时，却不能“说走就走”，他要考虑时间和票子的问题，即便这两样都不在话下，如果没有“关系”，连买张回家的火车卧铺票都很难。
生存并不难，但要“漂”为成功者，对于李长春们来说，却漫长而残酷。
“进县城”——第一次的选择
1979年，李长春出生在赤峰市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人无厕所猪无圈、鸡粪羊粪撒满院”是昔日翁牛特旗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在李长春7岁的时候，翁牛特旗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旗。
李长春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个姐姐。小时候的李长春可谓集父母、姐姐们和亲戚的宠爱于一身。初中毕业后，李长春就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了。在农村地区，如果男孩子不再上学，就意味着要出去赚钱了，况且李长春的父母都年事已高，他必须尽快担起家庭的重任。
1995年，16岁的李长春开始外出打工。
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波的“升温”，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深化期”，各行各业的工资和收入格局也发生着变化。彼时，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喜欢当一名建筑工人，穿着质朴的粗布衣服，每天曙光微露，就开始在上百米的钢架上攀援，直到傍晚，衣服沾满了灰尘，才会出着一身透汗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间长了，便能练就强健的体格和坚韧的性格。
在老家附近一个县城，李长春跟着一支规模不大的建筑队当学徒，每天能有20元的收入，而他的师傅，每天也只比他多拿10块钱。按照每月工作26天来计算，一个月下来，李长春便能够拥有520元的收入；一年下来，能够拥有6240元收入。
现在回想起来，李长春觉得那点儿钱真是少得可怜，可是查阅国家统计局数据，却不难发现，在当年，李长春的收入并不算低——1995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134元。
像李长春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在成年后迅速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县城、市，以及省里的大城市，寻找可以发家致富的工作。据2000年人口普查，1995—2000年之间，超过2596万人从西部进入东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王桂明的研究表明，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推动了东部城市近10%的GDP增长，贡献了东部GDP增长的近15％。
在小县城变大、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做着“脏”“累”“差”工作的李长春们即将遇到成家难题，而他们的家将安在哪里？
二次“进城”，女人“看家”
在建筑队干了3年后，李长春回家了。父母老了，在外打工时他心里总有牵挂，于是干脆回家种地。21岁时，经人介绍，李长春与同在翁牛特旗、与自己同龄的女孩罗秀环相识。
罗秀环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小学毕业后便在老家附近打工，在基建公司做砖瓦工，认识李长春之后，她觉得这个男孩挺可靠，转年冬天便嫁给了他。婚后，罗秀环就不工作了，而是在家里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的父母。李长春仍然在田地里劳作，农闲的时候干点零散的小活，小两口也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夫妻俩都记忆深刻的年份——2002年，他和她都23岁，他们的大女儿李佳音出生了。
“三代五口”，是个典型的中国家庭，而养家的压力主要在李长春身上。大女儿3岁的时候，经济压力使李长春再次决定外出打工。
这一次，他同样选择了离家很近的地方，一是因为孩子小，二是因为父亲的胃病比较严重。但他决定要冒个险——去矿山、下矿井。这个活计让李长春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比起之前的建筑工作几乎涨了两倍，但让家里人替他担忧的却是无处不在的生命危险。
最终，李长春坚持了没多久，便放弃了。那段时间，他失去了父亲。
父亲离世后，李长春下决心暂别母亲和妻女，他离开内蒙古，转战几个城市，最后落脚到大城市天津。独自在天津闯荡的那两年，他每天在港口卸车，忙得不可开交。而他的老婆，依然守护在他年迈的母亲和他们幼小的女儿身边。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让他和她只好把生活的重心分别放在工作和家庭上。
李长春们在报纸上有了新的称呼——农民工。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跨省流动的迁移人口总数约为8000万人次，农民工（不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的数量非常庞大，从80年代早期的两三千万增加到2009年的一亿五千万。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的“乡土社会”。
对于李长春来说，工作后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出现在了2009年。他来到了首都——北京。这一年，李长春30岁，正好迈进了“而立之年”。
四口之家，三人“团聚”
李长春最先进入的是北京北部郊区之地——昌平。
像大多数人一样，打工者总是从外围逐渐进入城市的核心地带。在昌平，他一待就是三年。李长春交了好几千元的学费，拜一位“老相识”为师，学着做皮具护理的手艺。和李长春一起学徒的还有几个人，但只有他坚持干到了现在，他解释为，“干我们这行的，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干不了几天就腻烦了”。
在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李长春还不敢把“家”带过来。他们像候鸟一样，在春节期间往返。有数据显示，总计2.3亿中国人一年中多数时间不在他们自己家中度过，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里生活，这种家庭的分离带来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诸多社会问题。
过了段时间，李长春把老婆接到了北京，时隔六年后，夫妻俩又能每天都呆在一起了。那年，女儿李佳音9岁了，已经进入了翁牛特旗的一所小学。
李长春和罗秀环并没有把女儿带到北京，因为在北京上学，“学费等费用太大了，承受不了”；而在老家上学，“都不要钱，只需要交一点点书本费。”李长春说，他要忙着工作，也没时间管孩子，他还要考虑自家的孩子和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比拼”的问题，“别的孩子要上补习班、要上钢琴班，还要上舞蹈班，这些咱的孩子不也都要去吗？可是这方面的钱一个月就要好几千。在我们老家就不用上这些班。”
种种由钱而引发的因素，让李长春和罗秀环把女儿留在了老家，他们每年给孩子的姥姥将近一万元钱的生活费，算是“雇”孩子的姥姥帮忙带孩子。
照看孩子的问题解决后，两口子就可以安心地在北京赚钱养家了。罗秀环来北京和丈夫团聚后，夫妻俩只是一起去了趟天安门，其他的景点，例如故宫、长城、北海等等，他们只是听很多人说过，虽然很想去，但没有时间。2011年9月1日，李长春离开师傅，开始自己创业，他在朝阳区青年路西里国美第一城小区经营起了自己的一家小店——亮鞋行。
去年，罗秀环又为李长春生下了二女儿李佳霖。此后，李长春和妻子罗秀环、女儿李佳霖就生活在了这间20平米出头的小店里，那就是他们的家。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像李长春一样的农民工数量已高达2.4亿左右，而且在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农民工占比超过50％，建筑业中农民工占比超过80％。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的新型居民。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中举家迁徙的已达到3000万，占外出农民工的近20％，他们在城市居住长达7年甚至十几年。
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难题逐渐引起从政府到社会的广泛重视。李长春们找各种“关系”融入城市的时候，中国新城镇化的浪潮才刚刚开始。
北漂者的“城市style”
租下门店，一年要花费六万元，但李长春总归还算是有了自己的小家。
进入“亮鞋行”后，一眼便能看到的是四列六层高的鞋架，上面紧凑地放着各式各样的鞋子：男士的、女士的，皮鞋、靴子、布鞋、凉鞋、运动鞋……架子上还零星地挂着一些名牌包包，小店的右侧摆着两个舒服的大沙发，上面放着李长春订阅的一份《京华时报》，下面摆放着各种修鞋和皮具护理的工具。
不是普通的擦鞋，李长春也从师傅那儿学到了“会员制”这个新商业模式。现在，“亮鞋行”的会员已经达到了六七百人，一些住在星河湾、黄渠的人，听闻了“亮鞋行”的手艺后，也跑到这里来找李长春做活。
这些会员中鲜有人知道，在这间小店的最深处，还“藏”着8平米左右的空间，里面有一张大床，每天晚上，李长春家的三口人就要挤在这一张床上休息。三口人的衣物、一家子的生活用品，放在大床上方和床头边的架子上，罗秀环还要在这里面为爱人和孩子做饭。
在小女儿李佳霖出生的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两千万。刚来北京的时候，李长春的母亲身体不好，他需要经常回家照看。从北京到赤峰坐火车要十多个小时，而且车次并不多，有时候连硬座票都抢不到。在这座城市里，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重新打通，成了维系这些外来者的另一种人脉网络。李长春靠自己西北味的乡音，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一个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困扰他的火车票问题，还可以提前拿到卧铺票。
有时候，得到顾客的关心，也会让李长春和罗秀环感到温暖和幸福。国美家园小学与他们小店仅相隔一条小马路，学校里有几位老师，也是“亮鞋行”的会员，有些老师非常关心李长春家大女儿的上学问题，他们建议他去学校找找“关系”、找找校领导，把孩子进京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但李长春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因为“从哪个方面想都行不通”。
每年寒暑假，李佳音都会来北京与父母团聚。有了小妹妹以后，她很开心，也很羡慕妹妹可以在父母身边。每到这个时期，李长春和罗秀环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老人与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观念是有“代沟”的，例如李长春看不惯大女儿坐在沙发上还要将鞋子脱掉的习惯，他认为那样“不像个小姑娘”，所以每次见到女儿，李长春都要给她纠正；李长春还觉得父母不让女孩子天天出去玩，要呆在家里的观念太老了，应该改改；而罗秀环则无法理解自己的父母不给自己女儿零花钱的问题，“哪个孩子现在都有零花钱，就我们孩子没有。”
对这个城市，李长春谈不上喜欢，这间冬天没有暖气的房屋，在寒冷时也并不能带给他们太多的温暖。他的目标是攒够了钱，回老家翁牛特旗，或者赤峰安居。北京高企的房价让他很难想象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李长春的选择颇具代表性，北京市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暂住人口为784.2万人，比2011年减少41.6万人。有专家就指出，北京生活成本高等因素，是导致暂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还是有更多的北漂家庭选择了留守，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是城镇化的一代，他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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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察
孟晓苏（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城镇化不仅不会对家庭伦理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地，城镇化完整而非畸形的实现，还有利于家庭伦理的维护，是“正能量”的。过去，农民进城，带来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年轻人犯罪比例的偏高。城镇化的完整实现，将有利于农民家庭的改善，包括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这不光是社会管理的问题，通过土地流转，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胡建国（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主要是城市空间扩张，而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这突出表现在城市没有接纳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是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那些走出了农村却融入不进城市的农民工及他们的家人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这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严重的冲击，他们子女的教育、家庭生活等问题由此产生，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出现，农民工夫妻常年不能团聚。这种局面不仅影响着农民工家庭关系，甚至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成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正在兴起。在这一轮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人的城市化是关键，核心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我们的城市如何接纳农民工及他们的子女，让那些农村留守儿童能够随着父母也进入城市，而不是从小就生活在父爱、母爱缺失的环境下，让他们不再对父母是有陌生感和距离感；我们的城市如何让农民工夫妻不再常年分居，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也能正常地生活在家庭中，这是今天我们强调社会和谐与包容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然，城市接纳农民工与他们的家庭会带来诸多的问题与体制的冲击。但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化的理解过于经济理性，总是在算经济账，算成本，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这使得我们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人性关怀。这种仅把人视为经济人，你来我这里打工，干一天活给你一天的工资，干完了走人的思维亟待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不再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需要，要跳出刺激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思维，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去设计相关政策。
杨桂宏（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因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就业，这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家庭类型多元化、不完整等特点。然而，不论哪种类型家庭的出现，无一不反映出农民工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看似农民工自身的家庭问题，实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总体来看，农村家庭结构因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变迁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隔代家庭比例上升，二是分离的核心家庭增加，三是漂泊家庭的出现。这几种家庭结构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与现代化的发展不相适应的。
要改变农民工流动对农村家庭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要制定公平的社会政策，为社会每个个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政府应该缩小地域和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从社会政策方面做到发展机会的平等。其次，在市场接受流动人口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强流动人口的家庭管理和服务工作，使流动家庭定居下来。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才会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留守儿童也会因政策的改变而逐步减少。再次，在破解二元社会体制方面，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政府在社会政策的改革上只有推进区域、城乡和阶层间的一体化，才会使个体发展有公平机会，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更合理化、现代化。
《小康》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