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在乎它，所以怕失去。石库门对于上海，就像马可对于威尼斯，因为太钟情所以从不敢照耀。
外滩、南京路、豫园、石库门是上海的四大标志性景观，石库门在仅有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在上海辗转于极度的风华与飘摇，却始终保持着对上海文化的忠贞。有人说是上海成就了“石库门”文化，也有人说是“石库门”一直秉承着上海的民风。石库门的生命犹如老上海那些流传至今、老得泛着枯黄的美女海报——随着上海的浮沉摇曳，繁华时它风光旖旎、萧条时它几度飘摇，如今它又不得不端坐以往昔的“丰姿”——施好粉、画好眉，在现代繁华的商业场所继续衔接上海早已消弱了的文脉。
石库门的青春
石库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它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19世纪中期，农民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震落迫使浙江一代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涌入租借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于是上海开始出现用传统木结构加砖墙承重建造起来的住宅。由于这类居民的外门选用石料作门框，故称“石库门”。可以说“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他的黑色大。它是整个“石库门”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和那个时代的财富审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库门建筑抖擞出最潇洒的热情，与上海这个大都市共舞在世界东方的风口浪尖上。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石库门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和欧洲联排式风格，与老式石库门截然不同。
此时上海正值风月无边，东方小巴黎的美轮美奂赤裸着石库门花园洋房的海派风情，成为上海最性感，最使人流连忘返的姿态——政客和显贵们的隐秘会所，文化名士们的学术沙龙，还带着富商与交际花的火热青春——上海正兴冲冲地踮着脚，站在石库门上雕刻着维纳斯像的二楼阳台，点着烛火眺望，既骄傲又浪漫；她的奢华和高高在上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让上帝和上海的城市平民共同感到了轻微的痛楚；它为权利和富有代言，在那个时代把自己最曼妙的形容，最灿烂的青春挥霍殆尽。
石库门的生命力
20世纪中期的战乱使上海疲惫又憔悴，战争使得权贵和政客们乔迁，石库门建筑逐渐沦为城市流民的栖息之所。随着上海居民家庭向小家庭结构化，居民生活习惯也明显不同，石库门住宅的结构和样式也随之变化，开始形成适宜小家庭居住的“单进”（既无厢房）和“两进”（一客堂一厢房）。当时全上海四分之三的平民生活在石库门建筑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住房越来越紧张，部分住户将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他人，所以大多数石库门建筑改变了原来的设计初衷，成为多户同住一门的住宅。由于居住密度不断增加，居住空间过度逼仄，居民之间的融合与摩擦也随之密切，邻里间的其乐融融与唇枪舌战在石库门建筑里沸腾至今——它像野草般蔓溯、坚韧地生长，任凭隔着岁月的打量，依然不变其顽强的生命力。至此石库门建筑的外貌已经消退了当年显赫时的妆容，它的沧桑已堕化为上海民俗的“市井”，成为滋生市民“小气主义”最中心的摇篮。
同此时上海外滩的马路一侧，一幢幢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等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巍峨大厦相比，石库门则寒酸得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麻雀。闻名世界的上海“万国建筑博览会”毫不留情地抢夺了石库门曾经的夺目光辉，在这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石库门的无奈与哀伤——上海是个要强的女人，总想屹立潮流，旧旗袍还没来得及安顿就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洋装。
地道的上海人对石库门的暧昧就像老道的上海话，不知不觉自然地流泻出来。弄堂口舔着冰棍、衣衫褴褛的小孩即使到了暮年住惯了和平饭店，也总愿意回到老房子，坐在弄堂口石库门下怀旧——想想那时候捉弄邻家没了牙的阿婆、同伴争抢新施法条车和当年祖母厨房里的本帮菜……这其实就是石库门的生命力——邻里巷尾，寻常百姓家的“上海式”生活。
讽刺语意下的石库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民宅摇身变成了一座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马克思也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善变若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一个焦虑的呼唤和祷词。”在上海，这种呼唤与祷词并没有让石库门的命运得到庇护。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上海老式的石库门建筑大多数已经被拆迁完毕，但在上海最娱乐的场所，却闪现出了石库门的时尚魅影。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上的上海“新天地”，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石库门建筑的移植和改写。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地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地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石库门建筑从“新天地”建成开始，在功能上就被蓄意篡改——质朴的青砖上镶嵌着大块透明玻璃和掷地有声的金属门框，大门的石料仍旧高耸肃穆，雕刻的纹理依然咄咄逼人——往昔贫民窟的象征转化成了奢华的商业中心。这是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当下享乐的天堂、消费的胜地，与曾经肮脏不堪的贫民窟的鲜明对照。
在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中，有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店、酒吧和时尚餐厅……情人们在这里透过忽明忽暗的烛光相互打量着对方的脸，企图寻找初恋时的感觉；酒吧女郎性感姿态下也满是粗俗的赚钱欲望和新时代的“万丈豪情”——地道的上海加地道的国际化，在新天地的石库门里——岁月是岁月，佳人是佳人，城市的压抑被一个个小放纵、小狂欢置换得一干二净。
因为上海人的聪明里带着狡黠的睿智，他们善于粉饰世故，粉饰过去，粉饰真实……所以，石库门的商业文化在上海发达一定是必然之事。
上一次去上海出差，在宾馆楼下吃饭的时候同事们要了一瓶上海“石库门”——这是上海的一种老牌的经典黄酒，在中档的上海饭店超不过四十元钱，同事惊讶：“在北京可卖到了一百零八元呢！”那同事当时就买了两瓶准备带回家。谁知大伙喝上了瘾，回到房间打牌的时候对他那两瓶酒依旧念念不忘。“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同事放下这句话立刻贡献了他的两瓶“石库门”……那个晚上大家撒着酒疯但都睡得很香。
我想这可能也就是石库门的催眠术。
对话
浅谈石库门文化
对于上海，石库门是中国建筑史上永远的兴趣，也是中国文化长廊里滔滔不绝的话题。为了更多了解石库门建筑背后满怀诱惑的文化内涵，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彭俐，进一步解读石库门背后的文化内涵。
【人物介绍】
彭俐：北京日报评论部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传媒策划专家，出版《醒木惊天连阔如》、《行走在纸上》等多部传记、诗歌、杂文专著。
《小康·财智》：石库门建筑中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他的“中西合璧”，对此，您是怎样理解的？
彭俐：这种“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既体现了中国近代式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也同样是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它于中国近代史开端1840年的后20年在上海出现，于1919年现代史开始后以最主要的民宅建筑形式在上海消失了，那么至今在建筑上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历史过渡的痕迹，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上海重点保护。
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这点在中国建筑上能鲜明地体现出来。中国的建筑以一种“臣服”叩拜的形态虔诚地紧贴着大地，很少有两层或者两层以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一层，它表达的是一种对封建王权匍匐式的崇拜和膜拜。但在欧洲的工业社会里，居民很早就出现了联排式多层结构的建筑，更加开放，更加拥抱阳光（比如阳台）。石库门吸收了这种思想理念，多是二层，有的是三层，所以说它“中西合璧”，开始逐渐走向“工业”，走向现代都市。从这一点看，它突破了以往的跪拜模式，以眺望的姿态小小地“屹立”起来。但这种“屹立”还毕竟是封闭的，因为它最终没有到漆黑的大门和围抱式的封闭结构，在“天井”里的人们依旧坐井观天。可以说它是——关起来想独处，站在阳台想远望，是从封闭到开放的一种过渡形态。从颜色上来看，中国的建筑色彩多以灰黑色为主，多是凝重和压抑的色调，但石库门吸收了西方建筑的色彩，雕刻和屋顶，都充满了色彩。特别是屋顶，以鲜艳的红色最为常见，从这个方面说，它也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色彩交融的一个标志。
《小康·财智》：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石库门应该是哪一种音乐呢？
彭俐：我是这样理解的，你说到音乐我忽然想起周璇在电影《马路天使》里——就在上海老石库门建筑的二层楼梯下对着赵丹唱起了那首《天涯歌女》，我想这首歌最像石库门。歌女走遍天涯寻觅知音的美丽，飘零人生，石库门也有同样的魅力和飘零，同天涯歌女一样有着灿烂的青春和悲伤的经历。它还有独特的标志，比如说起小说你就想起张爱玲，说起音乐你就想起周璇，说到建筑那只能是石库门。它们在共同记录着上海独特的地域和文化气氛。
《小康·财智》：说石库门是文化的，这种文化集中体现在哪？
彭俐：一种建筑形式，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也是一种精神标识。石库门的文化，恰恰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结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谓的大上海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大都市，中国各种文艺形式都红红火火，在全国引领时尚风气之先。而这一切也体现在居住于石库门里的文化名人身上。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雁冰、郁达夫、周立波等，还有刚才提到的周璇、赵丹、阮玲玉、胡蝶、金燕这些电影明星，都是石库门里走出来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相信，石库门如同上海文化的乳母，哺育了一代上海文化人，也给他们创造文学艺术的灵感。
《小康•财智》2013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