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贵后贱的青少年成长期
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但好景不长，其律师父亲不得不“精明”（索罗斯在其《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就是这样形容的）地将财产变卖，为全家在德军进入前换了假证件，从而使得全家顺利得以在那场著名的战争中得以保全。
可想而知，这一变故对索罗斯的生活质量和思想影响都很大——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在办公室里挂了一个镜框，其中用醒目的字体这样写道：“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战后，索罗斯迫于环境和生活压力，不得不辗转到了瑞士，但很快他发现这里乃是国际资本的天堂，并非一个不名一文的17岁的穷小子的久留之地——于是他决定去伦敦。但显然，“伦敦也并没有比伯尔尼（瑞士城市）好多少”——索罗斯认识到，这世上其实并无所谓的穷人的世界，“富人在哪里都是天堂”。
因此，他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但这段时间内索罗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要通过读书来改造命运。
求学的“悲剧”
1949年，索罗斯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这对于一个辍学已久，整体忙于生计的“小时工”而言，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可以想象——但日后，索罗斯似乎并不愿意多提及这段经历，因此不论是采访他的媒体也好，还是在他那几本思想类似的书中，都没有过多提及。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索罗斯与捞个文凭之后去谋求一个好职位，而愿意自称师出名门的学生不同——他并不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的学生为荣，相反，索罗斯认为“跟他学不到东西”。
当然，我们因为今天索罗斯那无法忽略的成就，完全可以说，那时的索罗斯已经立下宏志，要学以致用，成为一代金融大鳄。但现实总是与励志型的电影故事不同，也更残酷——有充分证据（索罗斯的成绩单）表明，索罗斯的数学很差，只能做到勉强及格。
更不幸的是，伦敦经济学院不但没有文科经济学——例如我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所只教授西方经济学的学校，还很自然与其它类似学校一样，要求学生以数学建模作为经济现象的分析基础——因此，索罗斯不但注定成绩“悲剧”，而且有人怀疑他之所以对大名鼎鼎的老师不以为然的真正原因是他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台上说了什么。
可以想象，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穷学生，还是一个犹太人，在西方那个极为讲究等级和“圈子”的社会文化氛围内，过得有多郁闷。
另辟蹊径
从历史名人的经历上看，一个人郁闷了，往往都会转成为哲学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人，若成就再大一些还会成为思想家——国人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我国那位四处求官次次被拒的孔夫子。
索罗斯也没能例外，他迷上了一个名为卡尔·波普（以一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闻名于世）的哲学家的学说，但他的原创能力似乎较孔子差些——虽然他由此在“脑海中形成了反射论(reflexivity)这一哲学思想的雏形”，但从内容上看，索罗斯的这一思想似乎并未能脱离卡尔·波普的思想范畴，因此并非开宗立派似的哲学家，而仅仅是将卡尔·波普的思想移植到了经济学的领域。
但哲学不能当饭吃，索罗斯在英国战后萧条的时代，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毕业就失业”的穷学生，甚至不得不去做一名销售手提袋的计件销售员，尽管他“给所有知道名字的投行都投了求职信”。
不过，那时中东的原油还在英法两国手里，苏伊士运河也没交出去，伦敦还是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索罗斯最终还是在一家投行中找到了一个实习生工作，首次解决了温饱问题。
乔治·索罗斯
霉运走远
自此，索罗斯的霉运开始走远——他不但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实践其反射理论，而且还赚到了钱。
差不多相同时间，世界上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英法支持的阿拉伯世界败北，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建国，而且连续打赢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立稳了脚跟；二是埃及发生革命，英法在美苏的压力下，不得不归还苏伊士运河——从此，世界的能源中心，中东，彻底沦为美国说了算的地方。
这使得索罗斯认识到，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如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渐渐失去其世界原油价格指导地位一样，终将被纽约所取代——因此，索罗斯决心去美国“试试运气”。
但随后索罗斯在美国所获得的几份工作，都是分析员、研究员等必须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分析”的工作，这无疑对索罗斯而言是份苦差事——尽管他还干得不错（得到了升职和重用）——但从他日后书中，对西方经济学这一法宝型分析准则，大肆攻击，极尽嘲笑之能事的情况看，他不但仍不擅长此道，而且对此深恶痛绝。
这最终促使“受够了这一切的”的索罗斯于1973年开始自立门户，创建了自己的基金公司（该公司于1979年更名为日后著名的量子基金），并在同年，看准了美国将成为“军工资本复合体帝国”之后，通过重仓军工股，大赚特赚，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反射理论
那么这个为索罗斯赢得财富和威名的“反射理论”，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要想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追溯索罗斯的思想形成过程：
从索罗斯念书时代起，一直到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一个假设，即市场总能保持均衡态，使买卖双方获得最大利益，任何偏离均衡的状态都是不稳定的随机事件，随着统计量的增大人们会发现这样事情会被市场自己修正——因此，政府不应该干涉其中（laissez-faire，放任），这也是后来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思想基础。
但索罗斯认为，这个理论的两大前提——人们对市场有充分知识和人们总能进行理性判断，就是错的。
索罗斯是从哲学角度去分析人性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他的名言之一就是“数学不能控制金融市场，而心理因素才是控制市场的关键。更确切地说，只有掌握住群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市场，即必须了解群众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投资者才有成功的可能”。
他认为，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因此世界根本不是经济学家口中那样，“由经济基本面决定价格”，而是“经济基本面受控于市场价格（Market prices can influence the fundamentals）”。
因此他认为“市场总是错的”，总是朝着“失衡”而不是“均衡”的方向走去——其逻辑是：
1.人们总是存在认识误区和偏见，因此总会犯错；
2.价格受错误影响；
3.受错误影响的错误价格，影响经济基本面，促使其向错误方向更进一步发展；
4.错误发展的基本面将进一步影响价格。
这个理论是如此的简单，而且据说后来用于阐述这一理论的数学工具，也不是索罗斯本人的工作——这与索罗斯的数学成绩非常相配。
由此，他认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逃脱不了“从泡沫到崩盘（boom-bust）”的经济循环。人们如果想赚钱，只要“提前发现泡沫，并在泡沫被大多数人发现之前撤离”，就一定会赚钱。
他甚至曾说，“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这也解释了索罗斯为什么那么喜欢“做空”。
而且，索罗斯依据其反射理论，这样解释了美国次贷危机：
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美联储一直维持低利率以增强流动性，美国房市因此兴盛——低息刺激人们按揭买房，推高房产价格，房产价格提高致使银行愿意给人们提供更高信用额度，这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买房需求，房产进一步升值，信用进一步扩张——直至崩盘。
坦率地说，这是笔者目前看到的最精辟的解释，但它无人问津。
乔治·索罗斯在工作中
战绩显赫，但仍是“非主流”
无人问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索罗斯是一个“非主流”。
尽管索罗斯的名字随着量子基金在狙击英镑、泰铢和韩元等“战斗”的大获全胜开始声名远播，但据笔者所查，他虽在多个大学担任名誉职位，但从未获得真正的登台授课的机会——尽管在他的书中能看出他十分渴望这样的机会，而且，他在这些战斗中所用的，无往而不利的“反射理论”，也一直不为那些“带着公式和模型来工作”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甚至被称为是旁门左道。
而且他的那句“没有预先决定的结果，结果是在过程中决定的”言论，对于“事事都必须算出来的”西方经济学而言，更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异端”。
令人不解的是，这在深受“市场总是对的”的市场均衡理论，几乎每个经济学家都希望自己能发明“完美”的终极数学公式来揭示市场和经济是怎样运作的西方，索罗斯不被接受还有情可原——在历来以哲学思想治国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索罗斯自认为属于哲学范畴的“反射理论”也没能大行其道——在对其的新闻报道中，兴趣点也更多集中在其战绩而非理论上。
索罗斯对此“很受伤”。
所以，纵观索罗斯的书，很容易让人对其中的措辞，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对主流经济学界忽视、漠视他的理论在感到失望的同时，又抱有某种期待。
也许，索罗斯的有生之年，即使战绩再辉煌，以一个常胜将军的身份退休，也可能看不到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的那一天——因为从经济学史上看，理论都是坐在书桌前的人发明的，他们最多去考察，从不实践。
《小康•财智》2013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