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市中心区域出发，驾车驶入京开高速，约33公里后从刘田路/礼贤出口离开上匝道，再沿着匝道行驶200多米后直行进入京开路，然后过大礼桥，经刘田路，一个多小时后便能到达北京的最南端。
这里便是大兴区榆垡镇的刘家铺村，南与固安接壤，西与涿州相连，只有一路公交车，让这里的人“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走进来”。正所谓地偏村小，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并不知道“刘家铺”这个村落的名字。
渴望“讲故事”的村支书
今年4月，刘家铺村却一下子“火”了。它的“火”，与“梦想”相关。
在4月初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召开的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党支部书记李书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等大领导面前说，“要讲讲农民的故事给领导听，让中央领导们接接地气。”
这就是装在李书国心底的“大梦想”，那天，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还有另外9位来自北京的基层代表，李书国复述了刘云山的话：只有接通了地气，才能凝聚起民气，只有凝聚起了民气，才能实现中国梦。
从那之后，李书国就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说梦”生活。
4月底，《小康》记者第一次见到李书国的时候，他作为北京市“我的梦·中国梦”百姓宣讲示范团的成员，和门头沟区城子街道兴民社区废品收购员高树义住在北京市区一家宾馆的房间里改稿子。那天中午，在“改稿子”的间歇期，高树义睡了个午觉，李书国则边抽烟边轻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李书国所在的宣讲示范团共有10名成员，大家都来自基层，有工人、有农民，各行各业的都有，每个宣讲员有7到8分钟的“说梦”时间。“稿子修改好了之后，还要背下来。”关于“改稿”和“背稿”的事情，李书国反复提及了两三次。
午休的时间是短暂的，那天下午宣讲团成员还要集中排练，快到了集合的时间，李书国招呼着高树义准备出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谈自己，这位村支书似乎还并不太习惯，他的话不多，从只言片语的回答中，可以得知，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再说具体点儿，可以称得上是土生土长的刘家铺人，除了1975年到1981年在四川雅安当过几年兵外，其余时间他都在村子里度过。
不太会讲自己的故事的李书国，对于讲农民的故事，却很喜欢也很享受。在4月初的那次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李书国还回忆起前年他在人民大会堂讲述自己带领村民致富故事的场景，他对刘云山说：“我当时认真地看了看，您一直是在专心致志地听，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您的感情也在变化。”李书国说他记得清楚，当时刘云山流下了眼泪。
让大领导流泪的那些事
在刘家铺村，很多村民还都记得两年前，他们的村支书不仅进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好大好大的官”，还上了电视。那是在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委讲师团举办了“北京市纪念建党90周年百姓宣讲活动”，2011年7月5日那天，“党在百姓心中”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书国作为宣讲员，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讲述了“我为村民致富忙”的故事。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年，但是李书国讲述的他和刘家铺村村民的那些事儿，却还深深地印记在刘云山的脑海中，在今年4月初的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当李书国对刘云山提及到那次“讲故事”的情景时，刘云山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讲的你去山东。
在刘家铺村，“去山东”的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
那是在2004年，果农们提出，套梨用的果袋太贵，大的要9分钱一个，小的要4分钱一个，一户每年要用十几万个，光这一项的投入就是五六千块。李书国一合计，村子里有精品套袋梨800亩，每年需要大小果袋1000多万个，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能不能在果袋上省出一笔钱？李书国和刘家铺村果树协会的几个同志动起了脑筋，大伙儿用的果袋全都产自山东，如果能实现厂价直销，总比大伙儿在北京买的便宜多，干脆去一趟山东！
可是，去山东并不容易，原因在于——没有钱。李书国求一个朋友，请朋友开着自己的车拉着他和村里另外两名党员一起到青岛台果纸业有限公司洽谈业务。
在青岛，这三个刘家铺村的“大老爷们儿”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苦口婆心地和厂家谈村里的情况和果农的难处，厂家终于被他们打动，低于市场价格的厂家直供价成功敲定——大袋每个5分8，小袋每个1分8。一年下来全村果农能够节省20多万。
刘振先，这位村子里的老党员，当年和李书国一起去过山东，在他的记忆中，当时他们去山东，匆匆忙忙，只住了一个晚上，找了家最便宜的小旅店，谈完价钱就回北京了。
而李书国回想起那年的山东之行，则是不住地夸奖刘振先，“他是个铁杆党员，特别精明，很会谈判，尤其擅长砍价，总能够找出让你便宜的理由来。”
这些让大领导们激动的故事，在故事的主人翁——刘家铺村的村民们看来，却很平常，“雷同”的故事情节，常常在这里上演：比如，嫁接后的果树要人工授粉，雇用一个劳动力，一天要五六十块，村民们打听到河北省青县卖电动授粉机，一台才七八十元，于是李书国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车才到青县，为大伙儿买回了80台授粉机；比如，村里的80多户人家，共有60多部轿车，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都买了车，但是村委会却“穷得叮当响”——只有一辆垃圾车和一辆铲车；再比如，2009年，村子里要修路，村民的800棵树要移栽，党支部号召村民要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结果，村民在党员的带动下，只用了5天时间，就将800棵树全部搬了家……
梦想 刘家铺村党支部书记李书国的心底装着一个梦想——“要讲讲农民的故事给领导听，让中央领导们接接地气。”
一起劳作的“留守老人”
刘家铺村其实并非“名不见经传”。它是大兴区的果树专业村，全村共有270多口人，农户80多户，耕地面积近1300多亩，种植的全都是果树。李书国在村里当了近十年的支部书记，看着大伙儿的收入从当年的几千元增长到现在的几万，甚至是十几万元。
挣钱、致富之外，这里的村支书还有底气“讲故事”、村民们也有情致“听故事”。于是，《小康》记者三次走进刘家铺村，两次听李书国“讲故事”，并访问了多位村民，试图发现刘家铺村“故事”背后的秘密。
走进刘家铺观光采摘园，一排排梨树整齐地排列着。今年受低温影响，北京入春比常年晚了半个月的时间，这让刘家铺村的村民们格外着急。4月23日，正在北京城里“讲故事”的李书国依据往年的经验，判断村子里应该到了村民们忙着授粉的日子了，他想抽空赶回去看看，给大伙儿帮帮忙，结果那天的天气状况又不理想。
两天过后，大风袭来，好在气温也随之升高，似乎一夜之间，梨花都开了，村民们都涌向了地里，很多人家从周边河北一带的村子里雇了人来，帮忙赶在一两天内完成授粉。
刘德龙和老伴都亲自下地干活了，他们种了130多棵梨树。
其实刘家铺村在几十年里经历过好几个专业村，一开始是西瓜专业村，后来还当过胡萝卜专业村。当年村子里人人都种西瓜的时候，刘德龙就是种西瓜的一把好手。
同样也种过西瓜和胡萝卜的李书俊则显得文气十足，他一边熟练地给自家种的梨树授粉，一边和旁人赞美着自家的一双儿女，“我家两个孩子，一个高二，一个初三，老大儿子，老二女儿。他们在榆垡镇上学，学习很好，很用功，我都是散养，任他们自由发展。”
村民们告诉记者，在村子里，大家干什么事情心都往一处想，力都往一块儿出。这也是让李书国感到最欣慰的，“我们村跟其他村的产业结构不一样。我们村一直是只要种什么，大家就全都种那一样东西，而别的村，你种瓜、他种菜，还有人种果树，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这种模式价格上不好控制，就只能拉到自由市场去，人家给多少钱你都得卖。我们可不是这样。”
让大家齐心协力的秘诀是什么？在李书国看来，是村委会要能够带领老百姓挣钱，让大伙儿的收入提高。2001年，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把品种不好的梨树全部嫁接换成了丰水梨和黄金梨。当时村民们也并不服气，不愿意搞所谓的“高接换优”，李书国只好亲自去山东以及北京大兴等搞过“高接换优”的地方去考察，回来之后，又拉着村民到处去看，让那些地方的人讲“高接换优”之后能赚多少钱，最后，村民们看到这样确实能多挣钱，心里踏实了，便按下了手印，刘家铺村这才开始开展“高接换优”的工作。
在村民看来，能挣钱的诀窍是专注和专业，大家都专注于同一类劳作，便于一起钻研技术。村民李秀国也一直生活在刘家铺村，他觉得，这些年来，刘家铺村的发展虽说也谈不上特别快，但是一直都很稳，没有经历过大的波折和变动。
当然，刘家铺人也面临着一些发展上的困惑，从响当当的“西瓜专业村”、“胡萝卜专业村”发展为现在的“果树专业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转型路径”，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都“走出去”了，在地里干活的几乎都是“留守老人”，种果树毕竟没有种西瓜、胡萝卜那么辛苦，“留守老人”们觉得自己还能干得动。据村民们说，现在村子里，一年也就有两三个新生儿出生，就连初中生都不是很多了，而且他们的心大概也都“走出去”了，就像李书俊的一双优秀的儿女一样，小小年纪便有了大大的梦想，老大想当体育老师，老二想当科学家。
2007年开始，一部分村民成为了“旅游接待户”，齐桂英便是其中一户。她家也有地，三十来亩，大部分种的是梨树，还有少量的桃树和杏树，两个孩子都成家了，虽然大儿子就住在村子里，但却远离了“劳作”的那块土地，地里的活都是齐桂英和老公来承担，“孩子有自己的事业。”性格爽朗的齐桂英把一切都看得很开，村里的旅游事业并没有形成规模，虽说是旅游接待户，但到齐桂英家和另外37户旅游接待户家中住宿的人还并不多，游客们都是在采摘的季节到这里来吃一顿农家饭，而齐桂英也不在乎钱，“贴饼子、蒸花卷、熬梨汤，我都能做，就以客人吃好喝好为原则，每个人只收三十元钱。”齐桂英感觉这样的生活很幸福，膝下有孙子孙女，两个儿子很孝顺，母亲节那天还开车带她进城吃了烧烤，她住着100多平的大房子，电视、空调、洗衣机、电脑等一应俱全。
大部分村民都像齐桂英一样，专注并知足于当下的生活，谈及未来，大家都显得相当“淡定”，“车到山前必有路”似乎成了刘家铺人的共识。只是尚未“退休”的李书国还有愁事，他担心村子里的少数收入比较低、没有技术的弱势群体，“你看我那个村里边，每年收入能过十万块钱的，有一半多一点；剩下的那一半，有三分之二年收入在十万块钱以下、五万块钱以上，还有三分之一收入在五万块钱以下。”李书国知道，那些收入在五万块钱以下的，还需要刘家铺村“拉一把”。
（《小康》实习记者刘頔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