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北京“南贫”的由来
虽然在历史上，北京作为一个城市，出现得很早（春秋时期即成为燕的都城，被称为蓟），但与中国的其它历史名城相比（例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城市），规模一直不能算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金时期，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
公元1122年，宋金联军协议攻克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后不久，由于宋军在战争中表现很差，致使金起了撕毁将北京归还宋的念头，并于1151年迁都北京，将其改称“中都”。
金中都仿照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建设格局，在广安门一带建城，从莲花池和玉渊潭取水，使其更适合居民居住和长期驻军，设中都大兴府，下辖大兴、宛平、阴、安次、永清、宝坻、香河、昌平、武清、良乡十县，不但奠定了北京的城市规划雏形，也将北京这一地理概念基本确定下来。
其后元代也建都北京（史称元大都），但其城市建设理念与金有很大不同：元大都吸取了金代没有很好解决城市用水的一些教训，采取了环水建城的方式进行建设，北起今元大都遗址，东西至今东西二环附近，南面由于存在金中都遗址，故只至今长安街附近。元建都北京后，下令有官职或富人才能进入新城，致使大部分原住民滞留在金中都旧城中——北京由此首次形成了南北城的概念，北城即新城，南城为旧城——北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北富南贫的局面。
因水失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到了元代，北京城市规模与前朝各代的都城相比，仍不能说大——元大都的面积只有唐长安城的五分之三左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水，致使假京杭大运河进行的南粮北运的规模一直不够大，这严重地限制了北京的发展。
一般而言，在没有现代工业的古代，城市用水有两种：一是居民用水，二是城濠用水。北京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种用量远超前两者的用水，这就是漕渠用水——因为北京粮食不能自给，因此必须仰仗漕运才能养活数量庞大的城中军民——虽然通惠河不缺水源，但通州至北京这一段，由于通州地势相对较低，因此漕运所需水量极大。
元代虽创造出了将京北和京西的泉水汇集于高粱河，再经人工湖注入漕渠的方法，但因水量有限，截流者甚多，致使漕运仍然不畅——所谓截流甚多，是指如前所述，在元代达官显贵才能居于北城，而他们往往利用自己有利的地理位置，截流泉水，致使北城的发展大大快于处于“下风下水”的南城，因此进一步拉开了北京南北城的贫富差距。
明代的暂时辉煌
众所周知，到了明代，明世祖朱棣称帝后，北京再一次成为国家首都。
不过与元代相比，明代的北京城重心南移了不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筑城的负责人徐达认为北京城区如同时包含元大都遗址和金中都遗址的话，显得太大，故此将北京城向南缩减了不少。
不过后来，因蒙古屡次犯境，其中以1550年那一次损失尤为惨重——蒙古首领俺答从古北口、顺义、怀柔、通州一路攻至东直门，虽未破城，但转而在北京南城大肆劫掠，甚至良乡和西山都不能幸免。
这促使明朝政权下决心修筑外城（即在原有城外，修筑一个规模更大的城），其原因是：对明朝而言，外患主要是北面的蒙古，事实证明原有的城防防护面积太小，难以有效防护因为徐达的决定而重心南移的北京全境。另外，当时的北京南城，因北京城市整体重心的南移，已经成为“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的繁华商市（《明世宗实录》），有学者统计，仅在明永乐年间，特意从南京迁来的商户就已达2.7万户——若俺答再来一次劫掠，将蒙受更为巨大的损失。
不过，这个外城工程并未竣工，原因很简单，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国力已经不如从前，蒙古的军事压力日渐沉重，国防开支越来越大——两个字，“缺钱”。于是当时的首辅严嵩上书嘉靖皇帝，建议“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卫护”，但若按原有规模修筑“南城”（即南面这段城墙），“总挈支费多寡，其余三面即可类推……庶不虚费财力。”于是，这个外城修筑计划，最终成了将繁华富庶的南城纳入北京城防体系的一件事（见下页图示）。
不过，虽然明代皇帝不够勤政，客观上虽然造成明代流民大量增加，无处可去只得涌入城市，但也最终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居民文化——这也使得北京南城的集市更为发达，使其彻底成为了北京的商业区，这也是北京南城历史上最为辉煌时代。
清代的畸形发展与近代的没落
随着清军开进北京，北京南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与明代相比，北京再次走上了与元代类似的、官商分别发展的道路，起源就是清廷决定将汉族居民（不包括汉八旗军）全部驱逐出北京内城。
这道移城令是顺治帝于1648年颁布的，除寺院庙宇僧道和汉八旗军外，汉官、汉商都被迫强制迁徙至南城——因此北城也被称为“满城”，南城也被称为“汉城”——因满清政权最初实行这种民族差异对待政策，北京也逐渐形成了所谓“南贱”俗语。
但此时，因明清两代对漕运都比较重视，北京基本解决了漕运用水难得问题，致使北京的规模和人口都大大增加（摘自《明代的漕运》，黄仁宇著），再结合其政治资源优势，使得这座城市的需求极为庞大。另外，由于科举和各地地方官员往来，基本都从南城进入，因此北京南城逐渐又形成了会馆、戏园和住宿服务业聚集地。北京南城也由此形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集商业、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
今天著名的大栅栏商业区也是此期间形成的，期间诞生了一些直到现在都非常著名的老字号，例如同仁堂、马聚源、内联升、瑞蚨祥、厚德福、全聚德、六必居等等。随着商业的繁荣，大栅栏还产生了民间的金融服务体系，集铸银、钱庄、银号产业为一体，成为了整个京津冀地区的金融服务中心——著名的北京城市历史研究家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南城在清末曾是“北京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富裕的地区。”
侯仁之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在清末民初，86.5%北京居民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合计不足15%，而且大部分居住和生活在南城——但这也造成了北京南城在民国时期的没落：首先是随着科考制度的取消，会馆也开始没落。而会馆又往往是戏园的重要客户来源，因此戏园也开始走下坡路。
其次是随着国门被列强打开，原有服务业受到列强以雄厚工业为基础的外资商品的极大冲击，因此北京以旧手工业商品销售为主的服务业也逐渐走向没落。北京南城，论过去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中心，逐渐没落成为贫民聚集地——会馆变大杂院，街道年久失修，戏园子不再兴旺，各商号苦苦支撑，金融服务业荡然无存。
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也曾有过重振南城的想法，曾在香厂路一带建设新市区，并在香厂路与万明路交界处修建起当时最为时尚的、四层的新世界商场（因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在此被捕而闻名全国，后被香港郑氏家族所沿用，并于改革开放后，在旧址不远处重建新世界商场），并在其附近建起了城南游艺园，以扶持戏园。
但这些努力都随着北伐成功，民国政府于1928年建都南京，北京失去政治资源优势后而归于沉寂——基础建设的破败和服务业的崩溃，逐渐使得北京南城成为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贫民之城。也许唯一值得慰藉的是，老舍先生的著名著作——《骆驼祥子》和《龙须沟》都是取材于南城真实的历史。
此后，在建国后的头几十年里，由于我们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军事压力，因此国家发展都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先导。这就使得像北京南城这样以商业、服务业为基础，人口密度较大改造困难的地区很难从国家资源中分得一杯羹，从而使得北京南城与北京其它核心城区的发展进一步拉大。
到了2003年，北京南城地区（包含1958年新划入北京的房山、大兴和良乡等三个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北城1998年水平，约为北部五区的三分之一，产业结构层次甚至低于北城1995年的水平，生产总值仅为北部五区的五分之一。到了2008年，随着奥运村落户北部，这样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占全市总面积20.5%、人口占全市人口近30%的南部五区，其生产总值不及一个海淀区，每平米楼价差距甚至达到了15000元。
各代北京城区变迁示意图 摘自《看历史》
未来将不再“起伏”
纵观自金建都北京以来，北京南城这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就像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像一条“起起伏伏的温柔曲线”，辉煌总不能持久。北京南城的历史起伏也真实地验证了“区域发展依赖路径”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定论——对北京这个自古以来就严重依赖政治和国家资源分配来发展的城市来说，国家政策将对其发展态势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
目前，北京南城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不但中央及北京市都颁布并拿出了旨在改变北京南城落后于北京其它地区的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态势上讲，我们也处于近代最好的历史发展机遇时期：军事压力没有近代那么大，国家经济在飞速发展，既不缺钱也不缺资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南城未来的历史，不会再像那条“起起伏伏的温柔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