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前30多年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微观活动行为的自由减少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开进车，而是开倒车
十八大后“深水区改革”的前景看好，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信心。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至今还未完全实现，但是与1993年以前十多年相比，近20年来在产权、价格、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生系统性体制变化，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也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承认我国在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话语权不断增大的重要一员。从这个意义上看，这2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不小，应当充分肯定。
近一段时期，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出现了“改革疲劳症”现象，不少人对下一步深化改革前景缺乏信心。我认为，从历史发展阶段和政治生态演变来看，“十八大”以后，不仅能够巩固已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将在体制机制方面获得更大的创新和发展。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
一方面，老百姓近年来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建立永久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对产权、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社保、收入分配和政府职能等方面深化改革，对公有土地、准公共金融、特殊医疗、组织人事等目前仍属于公共资源的行政分配深化改革，呼声都很高。老百姓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越高，改革需求越强烈，改革政策就越是有群众基础，越是具备“多数定律”的条件。
另一方面，“十八大”产生出来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件在更长的时间视野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弊得失，有条件在更大的空间视野把握国家发展在新的世界定位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有条件在摆脱旧传统观念的缠绕中选择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改革新思维，形成更加清晰、更可操作、更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和部署，并以新权威方式进行及时、有序推进。
“深水区改革”
不能急于求成，要稳中求进
从效率角度看，做事快一点好，人生短暂催人奋进，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比赛压力很大啊！但是，很多事情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有一定的规律，需要时间，人为地求快容易出问题，开快车容易翻车，欲速则不达。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深层次经济改革，上下左右的关联度很高，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涉及到政治和社会体制，涉及到既得利益，涉及到更多、更高的利益诉求和平衡，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快跑后摔倒，再爬起来，要时间，要回复信心，要支付调整成本。
下一步改革，我还是主张稳中求进。在形成改革思路和方案时，要把握全局，明确目标，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选择好重点，确定好先后顺序，为执行中的随机微调留下必要空间。在操作时，要注意协调平衡，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控制操作成本，努力向改革的预期目标逼近。这样来看，稳中求进既是一种改革理念，又是一门改革技术。
稳中求进搞改革，胜算比较大，不易出大错。远的例子是，我国前30年以渐进方式推进改革，比原苏联的休克疗法要成功，时空代价比较小。近的例子是，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改革坚持“三性”原则，除“主权性”和“可控性”外，有一个“渐进性”，也很成功，这一点连蒙代尔等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都认可。
市场的起点 1992年金秋，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之路开始兴盛，图为深圳一企业服饰加工厂的车间主任，指导新工人缝袋。
“深水区改革”
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明确目标
由于改革和发展阶段的原因，1993年以前的改革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通常以撞击反射的方式展开，没有一个总体部署、目标明确、协调配套、整体推进的顶层设计。
上世纪80年代有过整体改革方案设计，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1987年秋冬之交，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受中央指示，由综合司组织8个主要单位，在北京怀柔研究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纲要”。参加纲要起草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张卓元和我，北京大学厉以宁，中央党校王珏，中国人民大学吴树青，国务院发展中心吴敬琏和周小川，国务院农研中心陈锡文，国家计委刘洪和洪佳，上海贺镐等8个课题组。提出的改革纲要由综合司以“改革思路”形式统一上报给中央。这些纲要涵盖时间为1988－1995年，分前3年（1988-1990年）和后5年（1991-1995年）两阶段，简称“3.5.8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总体思路、目标、阶段、路径、方式和配套的整体设计，成果由综合司收集为《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沈阳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发行。这次改革纲要因故未能变成政策文件，但却是一次集全国经济专家智慧的顶层设计。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政策文件形式提出的改革顶层设计，是整体推进的改革方案，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实践性，变成了改革行动，推动了1993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下一步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也应当有一个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和实践性的顶层设计。其好处是对未来改革有总体谋划，有整体部署和协调配套安排；改革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先后顺序清晰；改革推进的阶段、路径、工具、方法及配套措施明确等。
放权、自由、效率仍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
从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一次较大范围的改革，其核心是要改变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建立相对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着力经济分权，扩大经济自由民主，在打破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大一统计划格局，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基础上,逐步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先是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扩大农民在生产、交换、分配中的自由选择、自主决策的权力,后是在工业、商业流通和其他服务领域放权，引进和加强市场调节，走向自由竞争。
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前30多年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微观活动行为的自由减少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开进车，而是开倒车。当然，如果在放权、自由、效率中损害了公平，越来越让极少数人受益,越来越多人受损，这也不是好的改革。好的改革要在公平和效率间实现平衡。
前30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改革，是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单线突进，主要通过引进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打破“铁饭碗”，破除绝对平均主义，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包括劳动和资本在内的要素效率。今后的改革将双线并举：一条线是继续瞄准效率，促进充分竞争，构建效率不断改进的内部约束机制；另一条线是瞄准公平，通过促进机会均等和公平交易达到成果公平分享的目的，构建机会均等和成果公平的外部平衡机制。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双线并举改革任务更重，比前30年单线突进式改革更难。
《小康》2013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