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计划与市场是核心问题。他说，总的感觉是，我们该放的必须放，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现在是应该放开市场调节的没有放开，应该用计划集中的没有集中。我们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怎么做是关键。我们有些东西该计划管的没有管，不该政府办的事管得太多。
刘国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著述颇多，他在详细回顾了党和政府各个时期就此问题的各种提法后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们改革最重要的基础。杨启先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吴敬琏谈到蒋一苇所总结的中国改革的两个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他表示赞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定下来，应该恢复到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用的提法，强调两者的结合，以此对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全面总结。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江泽民同志非常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他敏锐地抓住一个要害问题：“十四大要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容说清楚。”
一些同志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他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他还结合国内形势，谈到重复建设、中央地方关系、财税改革、工资奖金膨胀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大账是谁来算，谁来管？是国务院还是计委算的？按道理计委要算这个账。为什么算不了？江泽民同志严肃指出，各部门都从部门利益出发，无法搞好。不过，也有另一个方面，计委的处长“专政”，权力很大，我当电子工业部长的时候就是如此，来个处长就要决定中国电子工业的命运。
会议讨论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问题，吴敬琏转引国家计委一位负责同志的话说，现在的计划不是牵牛鼻子而是抬牛腿，计划不能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对着干。江泽民同志尖锐地对乱上项目的现象提出批评，首长批项目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我认为，我们本事再大，也不能简单一批就定项目，谁有这个本事？还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长批项目，往往有贪污腐化，流弊丛生。他说，至少有两点，一是首长批示上项目要坚决反对；二是地方的利益驱动上项目，问题也很大，要解决。
12月12日，我发言说到，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而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在内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及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当前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争取用5年时间完成基本转轨。
（本文摘选自郭树清《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
《小康》2013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