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至2013年初的这段时间内，官、产、学、媒各个群体都对改革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改革呼声高涨。温故而知新，《小康》通过采访当年改革设计的直接参与者，收集、整理相关信息，试图还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和酝酿过程，并探讨下一步的改革的新取向
改革传承 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广西首府南宁市街头。
“当务之急是研讨制定改革总体方案！”
2013年的春节刚过，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83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央高层“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显示出对推进改革的急切之心。
吴敬琏在现场提到，要充分认识此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改革方案的研讨和设计，最终将各方面意见汇集到“中央班子”，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吴敬琏的这一呼吁，得到了诸多与会经济学家们的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也重申应该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来当主任。
从2012年至2013年初的这段时间内，官、产、学、媒各个群体都对中国改革下一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财经》杂志更三次以“重启改革议程”为题，呼吁再度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年初各界对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2013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将选举新一届政府领导层。而两会之后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倍受关注，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将怎么走，是全社会都关注的重大问题。
经济学界众声齐发，在20多年前也有相似的一幕。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最新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一书披露，在1991年开始的改革中，中央曾就总体方案的设计起草达6个月时间，而之前的调研、座谈等筹备时间则更久，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都参与其中，这其中就包括吴敬琏本人。
温故而知新。那场关系中国二十年发展的改革是如何开启的？其中经历的波折又有哪些？改革的时代渊源又是如何？《小康》通过采访当年改革设计的直接参与者，收集、整理相关信息，试图还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和酝酿过程，并记录下时代大幕背后的历史印迹。
“11次未公开的改革座谈会”
1989－1991年期间，对改革是不是要坚持市场取向，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搞计划经济、是不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最高决策层、经济理论界争论很激烈。有的人主张把“有计划商品经济”当作改革的最终目标确定下来，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要求回到计划经济。
“在这种氛围内，不要说实施改革的行动，就是理性平和地讨论问题也比较困难。”据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回忆称，“一部分真诚的具有理想的党员、干部，包括我们的父辈和同事，认为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继续开放无异于缴械投降。”
还有人指出“中国这么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市场活力，就是市场经济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还有人断言，“搞了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何去何从？
1991年夏天，在邓小平开始酝酿南巡的同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决定召开一系列座谈会研究这一系列问题。在参加人员方面，江泽民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
座谈会在当年秋天拉开帷幕，前后用了11天半时间，从10月份持续到12月份，每一次讨论一个重点主题。这11次并未公开的座谈会，对其后2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影响甚远。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名单由江泽民亲自审定，与会者有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已故）、陈东琪、李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熟悉国际经济和国别情况的李景贤、倪立羽、蒋本良、沈晋福、甄炳禧、宦国英、金德湘、崔琦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参与主持了全部会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回忆称，座谈会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讨论式、对话式、互动式。江泽民会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展开讨论。他还鼓励大家大胆讲，不要有顾虑。座谈会一开始，江泽民就对会风定了基调，“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不要长篇大论，可以随时插话，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在座谈会中，江泽民要求与会的专家学者回答“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和现状”、“苏联东欧巨变的教训”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个问题。
留苏学习过的刘国光对苏联比较了解，在他看来，苏联垮台有多方面的历史深层原因，理论僵化、不改革、政治关系处理失误、民族政策不当、党的干部腐败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蒋一苇发言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重大挫折，有近因、远因、次因、主因，“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50年代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怕谁？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王慧炯介绍了美国资本集中浪潮所采用的水平兼并、垂直兼并、倾斜兼并三种模式，张卓元着重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
“他（江泽民）在解释这三个问题时，实际上表达了他已有的看法和思想，特别是对第三个问题反复插话、详细解释。”与会的学者陈东琪对《小康》回忆称。江泽民指出，“列宁曾经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二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美国经济最近几十年发展得不仅快，而且比较稳，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没有再出现过大萧条，比我们计划经济时期过几年来一次大的周期波动还要稳定，这是为什么”？
当时的陈东琪听了以后感到，总书记看问题从实际出发，敢于客观地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发展，敢讲“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他实际上是在寻找我国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大起大落的体制基础，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要走出循环往复的强波动怪圈，就必须重建体制基础，就必须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由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郭树清在笔记里写道：一些与会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作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很多经济都没有搞得很好？”这是江泽民提出的又一个尖锐的问题。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一度成为唯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东欧国家都在效仿，中国在改革以前也把苏联当作老大哥来学习，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他们一夜之间回到过去，为什么变得如此迅速与容易？苏联东欧巨变的深刻教训是什么？
专家们的讨论意见认为，苏联、东欧国家尽管反复不断地试图改进计划体制，但始终没有成功，传统计划体制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根本性障碍。
“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着门时不知道，可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开放，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出来了。”江泽民认为。
最后，江泽民指出，“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高举这面旗帜，但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怎么建设？怎么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不可以结合？怎样才能有机结合？”
在座谈中，专家学者们强调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反对开历史倒车，建议加快将“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改革目标明确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在插话中都点头表示赞同。
座谈会上涉及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多次提到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库存问题、外贸问题、利用外资问题、投资项目的审批问题，以及民营资本投资问题、出口信贷问题，等等。
“在看似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同志总会抓住问题的要害，最后总要回到政府和企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来。”据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员回忆。
“巧克力上长了白霜还能不能吃？”
“你们猜猜看，巧克力上长了白霜还能不能吃？”一次座谈会上，江泽民突然向大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看似随便一问，却颇有弦外之音。这与他早年间的工作经历有关。解放前，江泽民大学毕业就到一家食品厂工作，对生产、营销、市场调研、客户服务早有体验。后来又到一家肥皂厂工作，再后来到轻工产品设计、汽车、电机和核电等单位及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政治工作经验。当问题具体化之后，思想就容易统一，传统观念就容易转变。
一系列座谈会酝酿出的共识是：应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学家张卓元看来，正是1991年召开的11次座谈会，由于与会专家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目标的共识，包括对这一新体制的两个要点或含义（一个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形成了共识，为江泽民总书记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开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开放，没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没有和人家面对面竞争，在‘财大才能气粗’的国际舞台没有比拼的实力，没有市场竞争力。”江泽民在座谈会上多次强调说。
不仅是理论界，针对负责中央政策制定、协调地方格局的顶层设计部门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2年4月1日晚上11点钟，一阵电话铃声叫醒了刚刚入睡的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打来电话的是江泽民，他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之后邀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到北京用3个半天专门座谈下一步改革的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5省与会人员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陈锦华在其回忆录《国事续述》一书记述：当时的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到会的不足10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年的4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会议召开前，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帮助下，又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建议书。建议书一是介绍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方案，后一个是更理想的方案。
5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在党的十四大上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出新的论述，并决定在中央党校召开省部以上干部会议。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这个讲话讲了九个重大问题，其中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引起党内外的高度关注。
在这个讲话中，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不同的比较，江泽民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同年6月12日，江泽民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在之后的征求意见中，这个提法得到了普遍赞同。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被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年后的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写进《宪法》修正案的第七条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值得期待
1993年以来的20年，中国GDP总量从不足5000亿美元增加到超过8.2万亿美元，增幅超过15倍；人均GDP从不足420美元增加到6000美元以上，增幅超过13倍。在陈东琪看来，近20年来在产权、价格、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生系统性体制变化，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也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无庸讳言，在经济改革大步前行的同时，在私产权、公产权、税制和法制方面的体制创新还不尽如人意，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难点问题，仍需要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
据《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一书披露，2012年7月9日，江泽民邀请当年参与座谈的周小川、郭树清、吴敬琏、张卓元、陈东琪、林毅夫等人再次座谈。
在回顾了当年参加座谈会的过程和讨论情况后，与会者一致认为，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江泽民在座谈会上指出：“之所以要说这段历史，是想回顾1991年我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目标，提出讨论社会主市场经济问题的缘由。回顾2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温故知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谋划未来，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驱动？决不能走老路，要有改革现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要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集思广益，为党的十八大后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建议。”
2012年12月1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2013年要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年初，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吴敬琏就目前改革总体方案的研讨设计提出自己意见，即“两条线”：其一是问题导向，探寻各种重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原因，明确改革方向；其二是体制分类，按照市场经济子系统，形成财政、金融等子系统改革方案。最终，把这两条线的成果综合起来，成为改革的总体方案。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社会各界普遍已经意识到设计改革方案，出台改革措施时，不能追求牺牲效率的公平。陈东琪认为，历史经验表明，追求公平的改革要特别注意掌握好度，一不小心，可能回到平均主义，可能出现“满足一部分人的公平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公平”的情形，可能出现体制复归，伤害竞争秩序，牺牲效率。这就和“追求效率”的改革，掌握不好度，也可能牺牲公平一样。
陈东琪认为，从改革连续性看，下一步改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从前30年单纯“追求效率”，转到追求“公平和效率兼顾”，改革目标由单目标转到双目标，而双目标中包括“追求效率”，包括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自由水平。
“现在应该说时间很紧。”吴敬琏最后又一次提醒，到了改革时间节点。他坦言说，现在更加期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这个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制定出来。”
（本文部分参考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一书）
（链接）
江泽民指出：“回顾2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温故知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谋划未来，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驱动？决不能走老路，要有改革现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要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集思广益，为党的十八大后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建议。”
《小康》2013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