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之后开始执行的新交规争议颇大，尤其是“闯黄灯”新规，被网友以各种方式吐槽，有网友用物理公式及数学概率计算出闯黄灯是不可避免的。新闻媒体也报道了新规给司机、乘客以及公众安全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公安部门在实施该规定的几天后，以“暂不处罚”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既然是“暂”不处罚，那未来也有重启处罚的可能，这个话题也就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已经有很多评论者从法律层面、技术层面等做过详细的分析，兹不赘述。我好奇的是，这一规定的出台过程里，相关部门为何没有经过具体的试验？我想任何有驾驶经验的人，都会知道黄灯本来就是用于缓冲的时间段，如果黄灯处罚，就等于强制取消缓冲时间，刹车时间变短，无疑会给道路安全带来隐患。这大概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吧？为何牵涉到这么多人的一个立法过程会忽略基本常识呢？
从最简单的想法出发，立法涉及的相关学者和行政部门，如果自己愿意开车在多种道路上做一下黄灯停车的测试，就会发现忽略“缓冲时间”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恐怕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条文出现。因为其操作难度是能够亲身体会的，危险程度是触目可见的。这样的信息获取方式其实并不是很难，而且也不难想到，只是没有去做。
那么请问，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不会去做呢？在我看来，职能部门的决策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摒弃了公众的参与，在一个僵化的体制内部闭门造车，跟外界是没有关联的。有些职能部门甚至视政策制定为秘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北京的机动车摇号，之前并未在民间征求意见，所谓的听证也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过去的听证会制度被诟病，也是因为选择的民间代表的代表资格受到质疑，并非是在公正、公开的环境下选出，代表性也不足，无法反映民众的真实意见。但往往是公众越反对的事情，却非要通过不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意与长官意志之间的鸿沟有多么大。不仅仅是沟通不畅的问题，而是某些部门视民意为洪水猛兽，非要反其道而行之。
这背后暴露出的心态则是，一些政府部门把自己与公众的界限划得十分清楚，官是官，民是民，官不是民，民不是官。在制定政策之时，也考虑到体制内、体制外不同的利益导向，从而采取不同的政策走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不是一个和谐整体，而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截然不同地分为两部分。体制内外的对立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一些政府部门就形成了一些惯性的逻辑：只要老百姓反对的，一定利于自己；只要老百姓赞成的，一定不利于自己。
这种路径依赖在一些攸关利益分配重大政策上非常有效，因为不用顾忌太多自身利益以外的因素。比如地铁的换乘通道长得能累死人，但是设计师和领导们不坐地铁，这就不是个问题。比如奶粉很不安全，但是官员们能拿到特供，那也不是问题。但交通驾驶这种事情，就跟吃饭喝水一样，不分阶级、不分人种，亦不分体制内体制外，再高阶层的官员都要跟老百姓一样在路上走。假如还依照此前的思维来制定公共政策，肯定要闹笑话。
根子上还是一些部门没有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一部分，当成与普通群众一样的人，本来执政党的精神就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提法，但说到底，如果不把自己当成群众的一部分，就无法在心态和行为上真正替普通群众着想。良治的开始，就是摒除这种高高在上的老爷观念，走出政府的高墙大院，与民间社会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道理不难讲，也没有多高深，就是看为政者有没有愿意做的决心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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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2013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