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耿彦波的评价，“挺耿派”、“疑耿派”向来争得不亦乐乎。这位强势造城的大同市长本人则表示，“我们不是完美的，不是什么都没有问题”，城市管理与建设“要多留遗产，少留遗憾”
人物介绍 耿彦波，1958年11月生，山西和顺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入党。现任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五十多年前，美国作家捷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出版，书中主人公霍尔顿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遭受的质疑，被小说的阅读者们所唏嘘。
和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位于三晋大地北端的古城大同在变革过程中同样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作为大同市市长的耿彦波似乎更加了解这座他已经工作五年的城市。
从晋中到晋北，耿彦波向来敢作敢为。“最牛市长”，也成为外界对其独特的评价。而耿彦波的仕途道路，也一直与争议同行。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送他绰号“造城市长”；因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有人甚至不屑地称其为“耿疯子”……这些林林总总的标签，或许耿彦波自己都难以统计有多少。
古城开发刚柔并济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人，现在最享受读书带来的乐趣。”
耿彦波清瘦、温和，软绵的山西口音，给人以文弱的感觉。据说他年轻时能全篇背诵《论语》。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独特的情结。在与《小康》记者交流时，耿彦波坦言自己对国学等古代经典情有独钟，“《易经》、《四书五经》等是百读不厌。”
“文化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有过多座古城管理经验的他在接受《小康》专访时对于文化引领作用更加的深有体会。一个城市如何发展，如何立足于本身的历史、文化、经济，逐步探索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耿彦波似乎深谙其道。
“城市建设是个社会系统过程，首先是规划问题。”耿彦波的城建逻辑是——规划就是规则，规则就是规矩，规矩就是规范。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这个理念始终伴随耿彦波左右。至于钱从哪里来？耿彦波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
在城市化建设中，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走一条以特色为引领的道路，如何避免被平庸化浪潮所淹没，一直是耿彦波在思索的问题。
而盘活土地是耿彦波经营城市的关键。至于如何将城市的土地盘活，耿彦波不断破解着这些难题。在很多人看来，铁腕手段在这位“文人”施政的过程中多次显现。
规划、土地、房管、城建作为主管地方土地资源的政府组成部门，一直被耿彦波视作城市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政府把收储的土地通过招拍挂，以此获得的经济利益满足城建的资金需求。再通过国有存量土地的合理规划，以铺平、绿化等方式，使一条原本泥泞不堪的道路升级成为开发商竞相逐利的道路。
当然，也有人会担忧——土地升值将带动城市房价上涨。不过，以目前耿彦波主政的大同为例，记者发现这座城市这几年普通商品房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大，低于全国平均增幅。
外界的另一重担忧还有：古城修建的投入产出比是否能达到预期？对此，耿彦波信心颇足。据其介绍，山西拥有中国最好的古建筑，而大同城区内就有三处国宝级单位，经过复原的古城墙“独一无二”。
以大同为例子，耿彦波算了一笔账，300万游客数的年度目标，以100元门票算，一年是三亿元。据标准测算，门票收入只占到旅游城市整体收入的5%，“加上餐饮、购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产业有多大。”
回忆起他曾经参与修建的“王家大院”，他掰开手指计算到，该景点现在的门票年度收入就能超过2000多万，而当时修缮资金也就2000万元，“这十几年下来，仅此一项就是修建它（王家大院）的多少倍了！”
铁腕下的孤独
“还有叫我‘耿拆拆’的呢！”在听到外界对其有“造城市长”、“耿疯子”的评价时，耿彦波微笑的补充到。
对大同这座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来说， 对1000多万平方米城区再规划以及年均100亿元投资可谓是大手笔，但大同至今没有因拆迁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和群众上访行为。
“走群众路线”是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法宝”。
大同人直接拨电话就能找到他们的市长，“只要是投诉到我这的问题，我就会尽快协调解决。”耿彦波表示，凡是涉及百姓利益的问题都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拆迁谁、改造谁、造福谁，这几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工作就有目标了。”
担任大同市市长前，在山西榆次市、太原市，耿彦波都曾掀起过“城建风暴”。
耿彦波真正成为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1993年，耿彦波从晋中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调任灵石县委担任副书记，两年后当选该县县长。
在耿彦波看来，灵石固然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可资源亦有采掘完的时候，加之境内土地贫乏，农林牧副业又不占优势，如若不及时调整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其出路可想而知。
鉴于此，耿彦波的思维转向了地上文化资源的开发。县城东部静升文化古镇内的一片片、一座座，由静升王氏家族留于当今的大型民居群落，进入耿彦波的视线。
据当时参与王家大院修复的工作人员回忆，修复期间，耿彦波所投入的精力是“不计其数”。每日即使再忙，他都要抽出时间，到修复工地督促和检查工程，有时甚至一天要跑三四趟。
经过一年多的修复，1997年王家大院以“中国民居艺术馆”的名义正式开放，随着海内外游客增多，这个久藏深闺的“世内桃源”，以其“花不知名分外娇”的魅力，渐为人们关注和赏识。
此后，灵石本地人谈起王家大院时，往往会把“耿彦波”和“王家大院”两个字面意义完全不相关且独立的名词联系在一起——提及前者，便很快说到后者。反之亦然。
某种程度上，耿彦波是幸运的。由于山西本身历史文化久远，每一座城市都有众多可传世的故事与古迹，而他所任职的地方，都遗存着大片的古老建筑，这又为耿彦波提供了机会。更为关键的是，“幸运”的耿彦波恰能从岁月的“痕迹”中，看到其文化的意义与未来的价值。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他——很“识货”。
2000年4月，耿彦波主政榆次，率众奋战500多个日夜，使一个占地面积100万平米，具有儒、道、佛等文化特征，集中国传统优秀建筑精华的老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有中国最大的县衙，中国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城隍庙，中国北派最大的城市古典园林群落。
榆次老城改造完成后，有人打出“谢谢你，彦波”的横幅，也有顺口溜在古城流传——“榆次老城泛新颜，扬起新旧两条帆；欧式架构美如画，东西风情都好看。”但也不都是肯定之声——就像耿彦波调离榆次后，“吕日周第二”的争论曾甚嚣尘上。
让耿彦波下大工夫去保护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当年很多对于文化产业、旅游开发认知度并不高的人，对其最大的质疑。
“为了赚钱。”作为榆次市委书记（后被并入晋中市城区）的耿彦波当年很坦然地说。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不讲钱、不算账，肯定是不行的。”而更为关键的是，他抓住了问题的“关节”———城市经营。
2006年6月，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与管理、国土、规划等方面工作。上任后他提出：2007年是太原的城建年，太原要“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延续了灵石和榆次的做法，城建依然是他工作的核心内容，在这位“城建市长”的带领下，太原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道路改造工程启动。
太原进行城市大建，贯彻了耿彦波“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当然要拿数字说话，以当年的太原城市主干道之一龙城大街为例，修路前每亩地价为50万元，路通后升值到200万，足足增长了3倍。
在很多与其共事过的下属眼里，耿彦波城建与治吏堪称严厉。一旦发现干部在工作中的惰性和敷衍，他便当众批评痛骂，有时会让人“下不了台”；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人更多地见识了他的学问。
还有细心的人发现，耿彦波每次视察工作时，总是走得很快，经常独自走在随行队伍前，经常拿着建设规划图纸在现场指点。
只是，耿彦波在太原还未真正“大展拳脚”，2008年3月5日，他便从太原副市长调任大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在大同开始了新的大手笔。
大同的拆与建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人如此，城市亦然。
在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对煤这种能源有大量需求，大同作为最主要的供应城市，享受着这种“碳合物”所带来的利益与诟病。
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排名第三，位列北京、承德之后。只是在“一煤独大”的格局下，大同旅游未进行很好的开发。
早期的大同就是一座煤矿，由于运煤通道的纵横交叉将城市分割成无数“网格”，同时由于政府在管理上的脆弱无力，大同市区违章建筑遍地，绿化植被稀少，水源缺乏。据称，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它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丑陋”这个词显然是作为城市管理者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最不愿听到的。
燃煤锅炉是影响大同市环境质量的一大“元凶”。每天冬季采暖期，烟尘集聚在城市上空，形成一个“大锅盖”，把城市紧紧捂在下面，空气中弥漫着硫的味道，耿彦波向记者介绍到，“来到大同府，一天四两土”是当时大同环境面貌的真实写照。
“大同这个城市当年路基本没有像样的，建设的品质较低，大量棚户区。”耿彦波在与《小康》记者回忆其履新大同所见时表示，“会见到有生活垃圾堆在路中间，污水倒在道上，结成冰，冰是黄色的。”
“大同的改造已到了最紧迫的关头，没有退路。”耿彦波说。同时，他毫不忌讳地指出，当时由于环境的糟糕造成了当地很多有本事的人拖家带口离开了这座城市。
针对冬季燃煤污染现象，耿彦波于2008年就下令坚持“煤都”少用煤甚至不用煤的原则，加快燃料结构调整和集中供热的进程，拆除市区燃煤锅炉3000余台，年减少耗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800吨、烟尘排放4800吨，同时还实现了新增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面积4300万平方米，实现了主城区集中供热全覆盖。
除此之外，大同并通过加大绿化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将城市更好的装扮起来。
一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截至2012年11月份，大同二级以上天数为310天，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彻底甩掉了全国空气污染“黑三甲”的帽子。
耿彦波目前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在城市工作的一线上，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大同的很多市民都认识他，“走在街上工作的时候，市民们都跟我打招呼。”
即使在2012年9月，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耿彦波还利用休息日回到大同，专程前往大同市南环西延的安置房小区——魏都新城，实地察看小区整改情况，解决仍然存在的问题。
大同市政府的一位干部说，耿市长对城建特别内行，所有的规划项目都要亲自核审，每张图纸、每个厕所的建设都如此，甚至在施工现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他都要亲自过问。
耿彦波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同市能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的认可。“如果能与我们现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称号相结合，我相信大同一定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绿色之都。”
在耿彦波看来，复兴历史文化名城是大同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次机遇”。只是，古城保护产业化方案在实施前争议颇多，耿并不愿意为这些争议耽搁时间，他表示“我没时间等了”。而他提出的“三名一强”（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建设）战略目标，冀望每年为大同带来300万游客。
耿彦波的目标就是让游客一进大同就有“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
2009年4月，大同陆续开工建设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随后，修复南城墙、北城墙等项目也陆续上马。
随着城建盘子越来越大，与时间赛跑的不仅是修复工程本身，还有——资金。根据估算，大同市政府6年内的投资共计600多亿元。这对于年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的大同来说，压力不言而喻。
耿彦波的办法是，贷款100亿元，政府自筹100亿元，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元。另外250亿元则还是来源于“经营城市”。
大同变大、变美获得赞叹的同时，另一种担心也在蔓延——“大同是在负债投资建设，耿市长千万不能走，他要是高升或调离了，也许就把大同害了。起码让他把事干完，这是最低要求。”——在当地，不管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市民纷纷如是表示。于是，很多人开始格外关注耿彦波的动向，来自坊间更多的声音比较倾向其能继续留在大同完成发展古城、建设古城的工作。
不可否认，争议不断的耿彦波具有某种独特魅力——在大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有人说，早上5点就能看到他在工地，有时候是一个人和一辆自行车，有时候带着一个司机；有人说，他对工地有严格的要求，建材分类堆放，至少有三个工程队因为建材不合格被清退；有人说，他几乎很少在办公室，而总是去现场办公。一个安置房小区现场，他一年去了18次……
大同城市开工建设五年多后，新修复的大同古城墙已矗立起来，东西南北城门楼及瓮城也照原样修复，东门外的护城河已经建好，其余河段正在开挖，整个环城墙工程在2013年七月前建成。
多年来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的耿彦波，已从当年的风风火火，变得越发沉稳淡定。现年54岁的他感悟城市管理与建设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多留遗产，少留遗憾。”有人评说，现在的耿彦波几乎就是大同这个城市处理各种新问题的信心，而他本身则具有一种堂吉诃德般的勇气。
闲暇时候，耿彦波喜欢看看书，也会上网去“大同贴吧”看一看民众对于政府工作的看法和评价。
当《小康》记者问耿彦波，如果有一天其调离，继任者是否会继续完成他的古城改造计划？耿彦波表示这个城市一旦进入轨道，形成社会共识后，相信正确的东西在继任者手中会坚持，而错误他们是可以修正的，“我们不是完美的，不是什么都没有问题，可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很多问题，错了的应当纠正。”
（《小康》实习记者顾彬对本文亦有贡献）
（抽文）
“幸运”的耿彦波恰能从岁月的“痕迹”中，看到文化的意义与未来的价值。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他——很“识货”。
大同的改造已到了最紧迫的关头，没有退路。”耿彦波说。同时，他毫不忌讳地指出，当时由于环境的糟糕造成了当地很多有本事的人拖家带口离开了这座城市。
《小康》2013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