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下午，以“十八大后的改革”为主题的报告会举办，两位报告人均是报告会的主办机构——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吴敬琏；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两位老人用深刻缜密的思考、完整清晰的讲述，为许多自发而来的听众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重启改革正当时
“改革”无疑是这场报告会的关键词，首先作报告的吴敬琏的主要观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重启改革，正当其时”，他希望与大家分享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解读十八大的重要意义，二是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改革是两个主线，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随后作报告的江平则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十八大报告的理解，二是对十八大之前的30多年改革的评价，三是下一步改革到底应该怎么办，四是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结合。
“十八大前，曾经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有很对立的意见。而十八大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对于过去的争论做了总结，对于我们中国今后及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敬琏认为。
吴敬琏介绍说，本世纪初期以来，由于改革的停顿，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和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等问题愈演愈烈，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挑战开出了很不相同的“处方”，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向之争”：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向前进，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另一种意见是从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倒退，“开倒车”，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强化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
对于这场完全对立的关乎中国前进和中国未来的“顶层设计”争论，十八大做出了抉择——把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吴敬琏看来，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个正确的选择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
读了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经济改革方向的部分内容后，被称为“中国法学界的良心”的江平和吴敬琏一样，也感到深受鼓舞，“经济改革方向有明确的目标，很清晰。”江平称。
报告会现场，吴敬琏还与现场听众分享了十八大报告中的几处关键信息，例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等等。
而江平则更多地看到了十八大后的一些“新变化”，在他看来，改进工作作风是转变的第一步，而且是根本性的改变；习近平任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视察即前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令人深受鼓舞；在各界纪念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表明了对宪法的一些期望，也表明了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有了可行的操作，等等。
而最让江平感到振奋的还是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项重点改革——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这说明了现在不是以控制稳定为主轴，而是以改革为主轴。”
改革的“实践”与“经验”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改革有过两次大的推进。第一次“大推进”起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紧接着1985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规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要求在“七五”(1986-1990)期间把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1986年设计了“价、税、财联动”配套改革方案，但转年即被终止执行。198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三年停滞时期。“这一轮经济推进气势还是很足的，但是没有能够贯彻。”吴敬琏称，而第二次始自1991年的“大推进”则奠定了中国在世纪之交经济能够崛起的制度基础。
从1984年至1988年和1991年至2001年的两轮改革中，可以总结出怎样的经验？吴敬琏告诉大家，一要确定改革目标；二要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三要克服必然存在的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如果把这三项工作比作改革的一般性路线图，现在的中国只行进到了第一步，“现在只是大体完成了第一步，所以要真正地重启改革，后面的工作还很多，而且一步比一步难。”吴敬琏认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便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为何要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吴敬琏巧妙地把现代市场经济比作了一个复杂、巨大和精巧的网络系统，他说这个系统不能“边设计、边施工”，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设计，然后拼凑成一个体系，必须由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来进行顶层设计，而我们也应当支持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
改什么、如何改？
“十八大闭幕以来，社会上做了很多评论，认为十八大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此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需要认识到这只是第一步。”吴敬琏话锋一转，神情稍显严肃地说，“必须注意，宣布决心推进改革，仅仅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改什么’和‘如何改’，是不是能够把改革真正推向前进”。
2012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做了六项部署：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强民生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其中最后一项工作要求“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吴敬琏认为，如果没有最后一项，其他几项都很难完成。
吴敬琏建议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设计改革方案。当前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都存在一些社会各阶层对此反应强烈的突出矛盾，“对症治疗”只能取得短期疗效，必须找出产生问题的体制性原因，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铲除问题的制度基础，从分析现实矛盾入手，确定改革的重点和进行重点改革的方案设计，最后汇成总体方案。
江平重点分析了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或法治建设改革应该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以自下而上为主，另一种思路是以自上而下为主，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相当大的成分是自下而上的行动，特别是农村的土地经营承包制度，可以说完全是农民自发提出来的。农民自发提出来的这样一系列行动推动了经济制度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众推动的。但是要从政治体制来看，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当权的人，涉及到掌握着权力的人对自己权力的限制问题；另外政治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江平分析说，“政治体制改革或法治建设改革都不太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可以推动可以呼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要自上而下。所以应该是群众呼吁推动、领导人决策的过程，领导人要通盘考虑这个问题。”
（抽文）
谈及如何缩小收入差别的问题，吴敬琏称，“我国贫富差别的持续扩大已威胁到社会稳定，只有通过多方面的改革，解决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低下问题，再辅之以再分配措施方能奏效。”
江平分析说，“政治体制改革或法治建设改革都不太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可以推动可以呼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要自上而下。所以应该是群众呼吁推动、领导人决策的过程，领导人要通盘考虑这个问题。”
《小康》2013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