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南海“政经分离”的设计出来后，在推行的过程中，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邓伟根：现在就是扎扎实实地把这些事情做实做好，我相信村居自治瞄着这个方向肯定是稳定的，但这个矛盾不能消灭，经济的问题不可能消灭，但这个矛盾左右不了村居自治。相关制度要逐步地完善。我们还在进一步调研，比如说对村干部的进入、退出、保障，这一块因为涉及到新旧政策的衔接，所以还在征询意见，最终要通过制度来夯实执政的基础。
共产党执政要看什么，就看基层的执政能力，你执政的基础怎么样，脱离了这个执政的基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经济撇开以后，其实更加巩固了村居自治的党组织建设。政治是稳定的，社会建设是稳定的。矛盾有没有，有。集中在经济组织里头，但是经济组织是什么人呢，毕竟就是76万人（南海户籍人口），76万人也不是完全都有问题。然后我就探讨这个问题如何破解，因为涉及到集体土地的界定问题，集体经济怎么解决，怎么破解，怎么完成这个二次改制，就是让它变得产权、公司结构相当明细，这需要下决心。
《小康》：那“政经分离”之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邓伟根：要执政，就不要有利益，你就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首先把基层做好。我们共产党是在基层摸爬滚打，街头巷尾里战斗出来的。实施村居自治法后你都选不上，怎么执政，为什么现在不能选上呢，背后的利益左右了，绑架了，所以要政经分离，这四个字我在报纸也是这样讲，但是没几个人认识到。这是我的第一个思考。
我的第二个思考，就是现在都讲要推社会建设，那么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村居。中国2000多年的基层治理都是以乡村治理为基础的，而且改革开放以后，村居自治法也搞了十几年了，这个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一个微观基础。要以村居基层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主体，形成村居自治为基础，经济组织做支撑，社会组织做补充，群团组织做辅助，全民参与这么一个基层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三个思考是要破解集体经济的出路。现在第一是要完善确权，到底是哪一些社员有权力去分享这个利益。第二个，在确权的前提下要建立完善两个平台，一个是资产交易平台，一个是财务监管平台，要让它阳光、透明，先管好。经济组织也有一种自治，我们的目标是引导它向公司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路子去走，但这需要一个更漫长的时间。
第四个思考就是政经分离后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南海有200多个村居，要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社区平台，不管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有钱分也好，没钱分也好，社员股东也好，村居民也好，他的公共服务是均等的，通过这个来把整个行政服务延伸到村居，让老百姓在社区门口都能享受到公共的服务。
《小康》：“政经分离”给南海的改革提供了突破口，但是这种经验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制或者借鉴？
邓伟根：我这十几年都在基层干，我希望南海的探索能得到认同，认同不是说南海就做得很好。而是认同这种思维，这种思路对不对，是不是个方向？南海愿意做一个样本给社会剖析，为全国探路。
全世界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一样，都是从基层做起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怎么做呢？是通过党员在社区里头自愿为老百姓提供服务，树立形象，然后选举的时候才会有人投票。而且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必须把所有的党员都派到基层去，去街头，去巷战，去摸爬滚打，要学会解决民主诉求，在选举当中历练一批党员的执政才能，为以后更大范围内的民主选举，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不然的话，我们的人没有去基层干啊，以为我们的官都是很大很大，权力很大很大，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顶层设计是基层设计，要紧盯村居基层，我认为甚至是要“捍卫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