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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人说，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书给人以故作玄虚之感，但时至今日，他对中国社会的剖析仍让人印象深刻。
他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个缺少中间阶层的、贵族统治阶层与农民阶层直接对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型社会：“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因此，中国人口基数虽大，却不是一个“可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不过，最近的两组数据似乎预示着中国正在告别这样的社会结构：
一个是中国非农业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达到了51.27%；
另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14428人，进行了“两会专项调查”。其最主要的结论是，69.4%的公众认为青年将受益于本次两会，71.1%的青年认为自己将受益于本次两会。
如果这两个数据经得起推敲，那么，前者表明中国至少有了一个可孕育强大中间阶层的土壤，而后者则在民意上对前者进行了验证——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可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无独有偶，在最近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也有人根据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政府政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暗示中、美、欧实质上都是“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国家层面的竞争（虽然欧洲并不是一个国家，但作者似乎是将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
该文在最后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竞争，不仅仅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欧洲也不仅仅是夹在两者之间。竞争在三者之间中都存在，因为我们都在为了实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平衡而奋斗，前者创造财富，后者对前者进行管理并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谁的政治体系能率先实现上述平衡，这便是谁的时代。”
虽然，我们对其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不能认同，但这段话揭示了当前世界竞争的本质——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正在进入国家层面的经济竞争时代，而能否胜出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体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而另一个则是政府的财富分配和平衡政策是否经得起竞争考验，其中财税和收入分配政策是重点。
而且，这与我们休戚相关，因为我们正在变成“一个可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国家的财税政策正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期特别策划也正是着眼于此，并希望我们的一些讨论，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政府的财富分配和平衡政策是否经得起竞争考验，财税和收入分配政策是其中的重点。
《小康•财智》2012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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