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此次在伊朗的感觉，伊朗人根本不在乎外部的战争聒噪，从首都德黑兰到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一切照旧，完全没有备战或慌张的影子
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将每年的2月11日定为“伊斯兰革命日”。33年来，每到革命日，数以百万计的伊朗人民会涌向街头，以首都德黑兰市南部的自由广场为中心，倾听国家元首讲话，表达自己的民族自豪情绪。
2012年的革命日，我与两百多位各国学者、媒体人士应邀参加庆典。伊朗总统内贾德在自由广场发表讲演，讲革命成功，讲本届政府成就，承诺给伊朗人更好的生活。会议主持人则不断率领全场高呼“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等口号。
虽处在战争阴云下，但我所看到的伊朗，和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所见所闻并无太多差别。这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国家。依我此次在伊朗的感觉，伊朗人根本不在乎外部的战争聒噪，政府依然“软硬兼施”，百姓忙于生计，只是物价涨了不少。从首都德黑兰到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看不到多余的警察、多余的保安，也看不到便衣与哨卡。一切如常，完全没有备战或慌张的影子。
浪漫不羁 在私密空间和内心，伊朗人一点儿都不保守。一些青年男女会逃到山头、密林，逃过警察和公众的眼睛去幽会，甚至在帐篷里过夜。他们的内心充满浪漫与不羁。
头巾遮不住的浪漫
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伊朗机场时，妇女们在出机舱前有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头巾戴好。同行的一位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女专家提前备好了花头巾。
这让我想起2009年第一次伊朗之行。飞机降落到德黑兰机场后，在排队离开座位时，我认识了一位在中东经商的浙江青年女企业家，当我们边闲聊边走到廊桥进入候机楼门口时，几位男子一直看着我们，其中一位抬手高声提示这位女企业家：“Coif，Please!”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位女士已经从包里掏出一块头巾戴在头上，自然、熟练得有如向交警出示驾照。
头巾在伊朗绝不是个小问题。头巾本意是遮挡女性美色尤其是秀发，以免引起非嫡亲男人注意。然而与传统的单纯黑色不同，许多爱美的伊朗女性或是戴上鲜艳夺目的头巾，和肃穆的黑色保持距离；或是把头发染成各种色彩，即便是一缕、两缕，也要让自己的魅力跳出黑色的包围；或是浓妆艳抹，只要你目光扫过，总能放大你的瞳孔。欲盖弥彰，抽刀断水，用来形容头巾现象最恰当不过。
据说归家之后，伊朗女性会抛开黑袍与头巾，在女性相聚的小圈子里，她们还会相互展示华服与首饰。在德黑兰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女性公园，据说，进入公园的女性不必再遮头盖脸，因为除了树木、花草和飞鸟，这里不可能存在异性，是个纯女子的世界。
在伊朗街头，我还看到过一辆女性出租车“Wowen Taxi”：驾车的是女性，坐车的听说也只能是女性。有趣的是伊朗并不限制女性乘坐男性开的出租车。更为有趣的是伊朗流行拼车，陌生男女为了拼车而挤在一起的现象很多，也从来不是忌讳。
伊朗的公交车分为“阴阳”两个世界，从外面看，车厢的前半部分是男性的天下，后半部分是女性的王国，用栏杆隔开，泾渭分明。而在公交车站候车，年纪大的男女并不忌讳坐在一起，青年人或许会保持距离，但也不是多么刻意。同样有趣的是，虽然公交分区，但是德黑兰的地铁，男女乘客却是混乘，至少，我没有看到明显的性别界线。乘德黑兰地铁，是一次轻松有趣的短暂体验，也是一次感受“中国制造”的自豪之旅。因为德黑兰地铁，这个巨大而复杂的地下工程是中国公司设计和施工的，只站台设计除外。
戴头巾与公共空间隔绝，最直接的动因是隔离男女，但是，却并割不断伊朗人骨子里的不羁与浪漫，因为这里是产生了大诗人萨迪的国度，是汉唐“胡姬”的故乡。就像德黑兰诸多王宫、博物馆留存着各种神话故事，商店、餐馆的工艺品乃至装饰，也容易见到很多大胆而浪漫的主题，其中不乏男欢女爱的场景，此时驻足，我仿佛又把自己抽离了这个伊斯兰世界。至于现实生活中，一些青年男女会逃到山头、密林，逃过警察和公众的眼睛去幽会，甚至在帐篷里过夜。有些父母见女儿夜出不归，也并不过问。
可见，在私密空间和内心，伊朗人一点儿都不保守。
就像我们在古列斯坦宫，或者在伊朗人精神领袖霍梅尼的故居，遇到过的一些女中学生，她们欢快、大方，并不回避我们的镜头，有的还拿起手机把镜头对准我们，也有几位调皮的少女直接高声问我们：手机号码是多少？我们简直有点傻了。什么是天真无邪。这或许就是吧。当然，这也是伊朗头巾后的另一面。这次夜游德黑兰，一位客居这里十多年的导游专家说，伊朗人晚上没有太多娱乐生活，纷纷开车出门游街，很多青年男女则在行进中寻寻觅觅，一旦彼此对眼，则设法接头，另觅去处谈情说爱……在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游览期间，两位来自大布里士的小姐妹不仅主动与我攀谈，而且十分真诚地邀请我去她们的家乡做客。凤凰电视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睿曾说，伊朗女性其实很大方，很勇敢，她们的眼睛会说话，会唱歌，也会勾人。这两次的经历告诉我，的确如此。伊朗是个正常的国度，伊朗女性也是寻常女性，这与我曾经工作过几年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
“歌舞升平”的快乐
在伊朗，除了女性戴头巾这件事比较严重，其他方面，其实并不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清规戒律特别多，革命卫队满街都是，处处检查人们的行为是否中规中矩。在宗教仪式方面，伊朗也相对宽松和自由。没有人特别在意你是否穆斯林，也没有人动员你皈依伊斯兰，或说服你去清真寺礼拜，更看不到因持久礼拜叩头而刻在脑门上的虔诚痕迹。曾在伊朗和埃及工作过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梁有昶夫妇曾告诉我，他们初到德黑兰，总感觉这个伊斯兰社会缺些什么，后来恍然大悟：缺那些在阿拉伯世界无处不在、可以连成一片、弥漫整个城市的礼拜宣告声。在德黑兰，清真寺并不是很多，也只有在清真寺附近，才能听到礼拜的呼唤。而什叶派为主的伊朗穆斯林，并不像逊尼派那样每日礼拜5次，而一般3次足矣。
这种相对的宽松，是我在第一次去伊朗时就有所体会的。那次，一位朋友请我们一行人在伊朗著名的巴尔布德餐厅用餐听歌，用事实让我知道，伊朗并不是苦行僧的世界，伊朗并非只有政治和宗教。
巴尔布德餐厅位于Vanak广场附近，建筑典雅古朴，装潢精致细密，透出浓郁的波斯风格。这里的价位，每人约合人民币300元，但是，绝对值，因为你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欣赏现场小乐队表演的歌曲，还有整整一个晚上的开心和惬意。
由于伊朗人开朗、不受拘束的天性，他们不满足于听台上的演员表演，他们很会配合营造氛围：鼓掌、跟唱、回应，甚至在台下即兴表演。在这里，男女济济一堂，没有公交车上的男女隔离，也没有海湾阿拉伯国家男女近距离的回避，只有放松和消遣，享受和回味。我们发现，到此消费的，有举家团圆的三代人，有刚刚办完婚礼的新人及其亲属，有带着家人庆祝生日的，有一对对恋人，也有结伴而来的时髦少女，总之，他们都是为了找乐子而聚到一起，他们也的的确确找到了乐子。
当然，伊朗人找乐子不仅仅是在这里，也不仅仅是这一种方式。在德黑兰做孔子学院院长的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说，每个星期，他所在的楼房住户，会在楼内的天井里聚会狂欢，音乐放得震天响，不分男女老少，女性也不戴头巾，似乎一个巨大的家庭舞会，一直狂欢，直到深夜。但是，此次去，餐饮业萧条了许多，我们去的几个餐馆虽然客人不少，但人均20至40美元的餐费，抬高了门槛，只有富人才频繁光顾。美国的石油制裁已显现后果。
伊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再起硝烟，各方言之凿凿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政治经济博弈，又是谁在制造“伊朗核问题”？图为2008年7月伊朗试射改进型“流星-3”中程弹道导弹
革命与悲情
在2012年革命日的现场，到处是高喊着“打倒美国”的伊朗民众。其实，在我与德黑兰人短暂而有限的接触中了解到，伊朗人并不仇恨美国人民，也不一概排斥美国文化，比如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歌星布兰妮。他们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排斥的是美国文化中因过度倡导自由主义、享乐主义而造成的奢靡生活方式和精神堕落，比如吸毒、乱性、同性恋等等。其实，这些现象并不是美国文化独有的糟粕，只是美国在特定阶段相对泛滥，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糜烂生活方式的象征，又深刻卷入伊朗的国内政治斗争而已。
2009年，我在已经被关闭30年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原址门口的墙壁上，看到一句标语“Down with America”（打倒美国）。在使馆正面的墙壁上，类似的反美涂鸦还有很多：美国的左轮手枪、战斗机和炸弹，与伊朗的洁白花朵及和平鸽并置在一起；自由女神变成白骨精……这些画面是伊美关系的一种微缩景观，也直观地展示着美国，或者说美国政府在伊朗革命者心目中的形象。
伊朗是个革命的国度。这自古至今的革命与悲情，造就了伊朗人的英雄意识，也让我们在伊朗街道上可随意看到形形色色的英雄画像，无论是两伊战争的本国英雄，还是死于抗击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当然，还有伊朗人心中的精神领袖，1979年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霍梅尼。
霍梅尼已经辞世20余年，每当伊斯兰教的节日、先知圣人们的忌日，霍梅尼纪念堂就是伊朗人争相前往的去处。记得我第一次去时曾为纪念堂的简单而吃惊。不过12平米的房间既是霍梅尼的办公室，也是他日常起居的卧室，还是讲经布道、接待民众之所。几件极为简朴的家具填充着这个风暴眼的空间，在这里，访客看不到连寻常百姓家都能拥有的摆设和装饰。一个三人沙发，一部《古兰经》，一块礼拜垫，一串台斯比哈（穆斯林念经用的珠子串），几份报纸和一台普普通通的半导体收音机——这就是霍梅尼的全部家当。
当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到此拜访这位最高领袖时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供他及随从官员落座的第二把椅子，只好坐在地毯上举行会谈。霍梅尼随身待从为这位超级大国外长端上的唯一招待品，就是几杯茶和两小块方糖。
霍梅尼生前认为并主张，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服务员，他们无权要求比人民大众更好的物质条件。他甚至认为，领袖的生活必须同社会中最普通的阶层保持一致，甚至保持更低的水平。霍梅尼离世后，这位石油大国的政教领袖所留个人遗产屈指可数：一副眼镜，一把指甲剪，一把梳子，一串台斯比哈，一部《古兰经》，一床礼拜垫，一条黑色缠头，一套宗教人士平常所穿的衣服（斗篷，长衫和衬衣各一件），以及部分经籍书本。
尽管霍梅尼生前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是，他没有忽略与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接触。两卷本的《面见光明》记录着，霍梅尼仅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就接见普通百姓达3700多次。凡是与伊斯兰社会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霍梅尼总能在充分倾听基础民众意见后才发表意见，进行决策。
当年，我走出霍梅尼纪念堂时，看到一位伊朗女性满面哀伤。没有人逼着她来参观，也没有人强迫她感伤。今年故地重游，发现两年前的修建工程没有大进展，导游却告诉我们，何止啊，十几年前就这样。纪念堂内的参访者人数远非上次可比，或许是天色近晚的缘故。
开放的衙门，平等的国民
我在伊朗最吃惊的“发现”， 并非战争阴云下，街头巷尾丝毫没有备战的样子，而是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外交部居然门户大开，任人进出，门口既没有大兵持枪看守，也没有监控探头。
伊朗“与众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伊朗非常讲关系，讲裙带，可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举例说，某人要是当了大学校长，不但副校长、学院院长和系主任会安插自己的嫡系，恨不得连清洁工也安排自己的三亲六故去做，而且十分坦然。此外，由于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各个部门权力分割明确，相互掣肘、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得十分厉害，以至于想办点事很不容易，因为效率太低。
但在伊朗，我也会听到有关它民主的故事。新华社驻德黑兰记者梁有昶和夫人张淑惠就曾和我讲过几个事例，以证明伊朗是民主自由、人人平等和讲究规则的国家：当权者在台上权力是有限的，不可以胡作非为。就算内贾德身为总统，也不过享受着很普通的座驾，在街上开车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
在伊朗，民主更多体现在当权者可以被公众任意批评和质疑。当地媒体，除了不可以指责最高领袖外（因为宗教权威的原因），上至总统，下至芝麻官，几乎都可以被新闻从业者入料爆炒。伊朗的民主精神还体现在平权意识上，比如说，伊朗副总统和俄罗斯副总统主持某个开幕式，他们会被拍照采访的记者挤到一边去，没人在乎主宾是否站在最舒服、最中心的位置，特权好像不太管用。
张淑惠就曾告诉过我，在伊朗，民主，或曰平等，或曰个人尊严是渗透到所有人的意识里的，即使对大街上的清洁工、帮你看门做饭的佣人，你都得称呼先生、女士或者小姐，否则，可能会引起不满或抗议。这一点，我也略有体会，因为在德黑兰，没有看到乞讨现象，没有看到谁可以动辄呵斥谁，即便是出面阻止我们照相的相关人士，也是非常低声、非常礼貌地提醒。
然而，据梁有昶介绍，伊朗人又是不太讲人情、讲面子的。下台的高官往往形同百姓，没有多少人会买你的账。某次，前总统哈塔米要去伊斯法罕省，那里的省长听闻后公开表示，不欢迎前总统来！哈塔米只好作罢，但好像也没有尴尬到哪里去。还有一次，舍拉子大学学生会邀请前议长卡鲁比去学校演讲，人到后却被该校校长堵在门外，而校长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一校之长，有权决定是否欢迎任何人进入校园！其结果是，卡鲁比隔着学校的大门演讲，学生们隔着大门听他的演讲，而这个小风波图文并茂地见诸伊朗报纸。这在任何西方国家也算新闻了吧？
我听了这些故事，感慨万千。回头再看看无人看守、随便穿行的外交部衙门，也就觉得不奇怪了。即使今年两进外交部，拜会两位副部长，参观新闻发布厅，依然如此，我们随便在部内大楼拍摄游玩，竟无一人过问。
谁让伊朗就是这么一个奇异的国家。既等级森严，又没有阶层落差；既严格管控，又无拘无束；既讲人情世故，又不留情面。
（作者系博联社创始人、总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小康》2012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