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日，被认为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扩大内需”放在突出位置，而无论是扩大国内需求还是力保民生，问题的核心都落在收入分配调整上
为了破解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难题，2011年12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NIBR)在海口联合举办以“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的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以下是此次论坛的观点摘要。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农民工是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重点研究的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出路和方向是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一是真正落实城乡居民平等就业权；第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第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攻克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的难题；第五，实行城乡统筹规划。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果，用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手段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自然过程，而这将带来消费不足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破坏性手段恢复产需平衡，这就是经济危机；二是通过政府调节手段，采取法律、经济等各种措施控制居民收入拉大的趋势，使得消费不足不至于演化到危机的程度。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做经济学解释。关键问题在于：第一，在倒U形的前半段，人们不知道收入分配恶化的时间持续多久，社会能承受多长程度的差距；第二，从现实情况看，倒U形的出现并不是自然的过程，是政府一些政策安排的结果。
对中国来说，在世界经济恶化的背景下，经济要持续发展，就要增加居民消费，增加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不仅是经济可持续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平的问题。除了在初次分配中要通过建立劳资协商机制来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再分配中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一般来说，老百姓花钱比政府花钱更有效率。因此要改变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大的局面，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减税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安排。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当前，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用非常有限，需要大力突破政策选择困境：第一，尽快出台一些可以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政策；第二，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第三，出台收入分配政策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问题要具有高度相容性；第四，更应迫切考虑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加紧出台遏制腐败、寻租和垄断性收入的制度和政策。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消费，消费的基础在于民富，民富在于收入分配格局。
在初次分配上，研究分配不能离开财产关系，初次分配重在理顺产权关系。建议：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快建立和健全资源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
在再分配上，要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欧债危机有高福利的因素，但我们不是希腊，面临的不是高福利的问题，高福利陷阱对我们来说还是奢谈。当然，欧债危机给我们也有重要启示，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是逐步的，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不能太急，不能太泛。
周天勇（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面临“三个陷阱”：就业陷阱、居住陷阱和收入分配与财富分布差距陷阱。下一步的战略考虑是：第一，以服务业和小微企业扩大就业；第二，进行土地战略和制度改革；第三，实现共同富裕战略及对策。构建社会公平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在受教育机会和自主创业方面。
宋洪远（农业部农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必须把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基本的目标任务。第一，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第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第三，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四，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五，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破解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包括：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行严格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实行广泛的官员差额选举制度。下一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陷入更加困难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有约束性、量化可考核的目标：第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户口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全国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第二，推进反垄断，使行业差距缩小一半，从7：1下降到3：1；第三，鼓励劳资集体谈判，把企业内部差距缩小一半；第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东中西差距；第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第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面，将城乡贫困救助面分别提到6%、10%。
爱斯潘·赛冷（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
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低消费率的问题，这也是现在整个欧洲面临的问题。挪威正在努力避免落入“低消费陷阱”，力图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来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均衡增长。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进行转移支付；二是努力增加财富水平，在农村地区鼓励创业，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欧债危机虽对挪威有一定影响，挪威66%的出口到欧洲，但三方机制的灵活性、适应性，为挪威企业应对挑战提供了保障。
施泰格（德国国际合作组织驻华副首席代表）：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增加消费。但要考虑公共服务的资金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任务非常多，如要做低碳城市、绿色城市、创新城市等，每年的业绩都要进行评估。需要系统考虑资金问题。
（本栏目所刊发言论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小康》2012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