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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小康》
  栏目:文化
对话白先勇:青春走得太快,只能存在于艺术之中

★文 /《小康》记者 苏枫

  
 
  《小康》:这次来北京,您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
  白先勇:1987年,我成年后第一次回北京,城市的样子还在,只是老了四十年。而现在,整个中国都存在于一个大冲突之中,急剧变动的社会好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如今的年轻人在衣着举止或想法上几乎完全美国化,或者说国际化。传统的中国文化似乎已经和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脱节。然而,无论《红楼梦》、四书五经,还是唐诗宋词其实一直都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流淌。在这个时代,个人有必要在心中保有古典的成分。可以说,中国人正处在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之中。
  《小康》:在您看如何寻找文化认同?
  白先勇:最重要的是教育。你看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教我们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戏剧、自己的艺术。我们的毛笔不用了,笙箫管笛没人吹了,都去弹钢琴了。我们的教育从五四以来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画山水画,画石膏像。戏剧系首先要念莎士比亚,不念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对于文化传统课程的偏废,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养成将造成多大的后遗症。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重新来评估我们的中华文明。
  我在美国教书的加州大学,有一门课《西方文明史》,每一个人都要念,从希腊罗马一直下来,一直到现代,所以所有大学生对他们的西方文明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很需要这么一课《中华文明史》。所有大学生,不管是学经济的、学电脑的、学医学的都要念,因为这才是我们基本的认知。
  书法是好玩透了的一种艺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假如有毛笔,中国的文明就不会消失。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线条文化。抽象的线条有那么美的意境。我们自己丢了最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快点补起来。不是说要去抗拒西方文明,我们要去吸取,但不是去表面摹仿。你去法国卢浮宫,你去看看他们的大传统,你学得来吗?你学不来的。为什么要次要的,不要我们自己最好的艺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拼命推广昆曲的原因。
  《小康》:法国《解放报》曾经向各国作家提出“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后来把回答结集出版。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白先勇: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有白写。
  《小康》:您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边缘人”的位置。
  白先勇:我就是觉得边缘人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典型中产阶级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我想我自小就是一个能够充分保持自我的人,就是说,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强大到足以改变我自己。
  《小康》:您的作品里多次描写“父亲”,但您之前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您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如何?
  白先勇:我的父亲对我有多重意义,因为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他高高在上,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等大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英雄人物。但他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抽象的。作为一个父亲,他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在我眼中往往好像是一而二的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对于这几个“白崇禧”,我的反应也不同。
  《小康》: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哪一面?
  白先勇:对我都有影响。我父亲慈爱、厚道,同时又是一个律己甚严、要求甚高的人。他对自己很苛刻,因此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他很聪明,成就很大,因此对人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他要求的人就惨了!
  《小康》:他对你很严厉吗?
  白先勇:他也不是特别疼我。其实他最爱的儿子不是我,妈妈最爱的也不是我,可是他们两个都很爱我。你知道,有时候孩子们受到父亲的宠爱,却不一定也得到母爱。我却得到两方面的爱,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这是难得的。有些人看了《玉卿嫂》,以为我小时候跟父母相处得不太融洽,很怕父亲,或者父亲对我不好,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正好相反,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被父母重责过,更不要说体罚了,也许是因为我小时有病,他们对我多体恤一点吧,我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小康》:您父亲对他的手下呢?
  白先勇:他对下人倒很宽容。他自己出身于乡下的穷苦人家,吃过许多苦,因此很体恤下人,而且从小便教导我们,绝对不许对下人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尽管父亲当时的地位很高,但他总是严格地管束我们,不让我们有自高于人的感觉。抗战时,我们家在广西,当时国事艰难,整个广西一片穷困,虽然我们并不致穿不起皮鞋,但父亲规定我们要跟别人一样穿布鞋,也不准我们乘坐军队给他用的汽车,因为当时真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移居台湾之后还是老样子,我们都是坐脚踏车上学的,除非是下滂沱大雨。我们习以为常,以致下大雨坐汽车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停在校门口,宁愿在老远下车,走路到学校。
  《小康》:您的性格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还是母亲?
  白先勇:她跟我父亲不大一样。她很漂亮,很美丽,而且是一个很热情、拥抱人生的女人。她有了我们十个儿女,还老觉得不够。她既是一个很母亲型的女人,同时却又胸怀广阔,刚毅勇敢。几次在重要的人生关头,她都能当机立断,不输于男人。父亲是个求全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母亲却宽容豁达。不过,她是小事宽容,对大事可也不马虎。
  虽然他们早已去世,但每当我在情感上或事业上碰到大挫折的时候,我总觉得父母在给我很大、无形的支持。我觉得在构成我的个性的成分中,父母所占的比重都很大。可以这样说吧,我父亲极理智、极冷静,我母亲却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虽然也有她理性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在我的性格里造成很大的冲突。我跟母亲一样,是个很容易用感情的人,但同时也可以很理智、很冷静地去控制自己。有些人完全感性,那也很好,另外有些人则是完全理性的。我呢,却是两者参半,经常斗争。
  《小康》:您这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现在回头看,您怎么看人性?
  白先勇: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等,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
  我个人的宗教感情相当复杂。家里信回教,我在香港念的却是一家天主教中学,要跟着洋和尚念圣经。那时,我差点信了天主教,其后虽然没有入教,但天主教给我很大的启发。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
  《小康》:你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信佛的。
  白先勇:对,基本上是中国的佛道。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愈来愈深。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红楼梦》,与书中的佛、道哲理很有关系。不光是《红楼梦》,汤显祖的戏曲,例如《游园惊梦》,也充满了佛道的感情和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头,佛道与儒家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体的两面都对我影响很大。
  《小康》:你对时间的敏感是怎样来的?
  白先勇:我老觉得美的东西不长存,一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那当然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感觉,所有的艺术家、文学家都不例外。中国文学的历史感特别重,诗词歌赋里头充满对古往今来、朝露人生的咏叹。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只不过是讲了那么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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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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