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潜规则是党的显规则即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实质是一种寻租行为，其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要通过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倡导制度文化、打破固定利益圈，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
今年是全国省、市、县和乡四级党委换届之年，10月13日，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换届的省委。山西省第十次党代会、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新疆第八次党代会紧接着拉开帷幕，各省级党委大换届将进入密集期。
从今年4月开始,中纪委、中组部就派出换届风气督导组,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不间断地对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进行督促检查，严防换届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刊发《中共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则直面党内潜规则这一敏感话题，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周敬青2008年大胆地选择了“党内潜规则”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确实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现在课题组已完成二十万字的书稿，《小康》记者近日专访了周敬青，请她揭开党内潜规则的真相。
党内潜规则潜伏在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
《小康》：在您看来，什么是党内潜规则？
周敬青：如果给党内潜规则下个定义的话，我认为，党内潜规则是指存在于党内的,与党的规章制度相对立的，以隐蔽性、实用性、功利性、排他性为特征的，被一些党员认可并实际奉行不可名状的非正式规则或制度。
《小康》：党内潜规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敬青：党内潜规则潜伏在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在党内意识形态中、党内决策执行中、党内选人用人中、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内腐败现象中等，无不有党内潜规则在作祟。如：党的意识形态中潜规则的典型表现有，理想信念的“不认主义认实惠”潜规则、政党认同的“不认组织认个人”潜规则等；党内决策和执行中潜规则的典型表现有，“百鸟朝凤”式只唯上不唯下型决策潜规则、“三拍干部”的“糊涂型”决策潜规则、“现实利益算计”的“玩程序”型决策潜规则、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潜规则等；党内选人用人潜规则的典型表现有，选人用人的“少数人独掌用人权”潜规则、任人“唯钱、唯亲、唯顺”的利益优先潜规则、干部选任过程中的“平衡关系”、“带病提拔”潜规则、民主选举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潜规则、干部考评中的“唯GDP原则”和“唯政绩论”潜规则等；党内政治生活中潜规则的典型表现有，“小团体利益优先”潜规则、“家长制、一言堂”潜规则、“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潜规则等；腐败与反腐败中党内潜规则的典型表现有，公款滥用——“公家钱不花白不花”的潜规则、反腐败中“抓大放小”、“放水养鱼”的潜规则等。
《小康》：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8月18日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了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人身依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等带有封建色彩的现象，这些算不算是潜规则的表现？
周敬青：封建思想残余，作为一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指残存在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专制观念、宗法观念等。封建主义就像一条又粗又黑的线，时刻在绊缠着历史的脚步，阻拦着历史的进程。这也是思想领域里留下的一个巨大的消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在具有深厚封建主义冻土层、深土层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是异常艰难困苦的事业。在我国被推翻的只是封建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但观念形态上的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消亡，封建主义残余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封建主义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网、宗法观念等等与党内潜规则直接相关的理念，在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不时沉渣泛起，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压倒了党纪国法。这些封建思想残余观念是党内潜规则盛行的思想根源。
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的相互配合和促进，需要全党总体行动。因此必须营造优良的政治环境，党的执政方式实现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使党内潜规则丧失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土壤。只有认真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对各个领域的侵蚀和破坏，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别挡阳光 党内潜规则是党内显规则即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要让党章党规起作用，就得让潜规则之手在阳光下显形。
破除党内潜规则要靠完备的制度
《小康》：潜规则在党内滋生蔓延的原因是什么？
周敬青：党内潜规则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潜规则文化向党内的渗透和传递，一些党员对党内潜规则的无奈、容忍、理解甚至是羡慕追随，为党内潜规则的产生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内潜规则以领导者的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求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支撑，在党内民主制度的缺陷所产生的弊端作用下得到巩固。
《小康》：与党内潜规则相对应的是什么？是党章吗？既然有党章党纪，为什么潜规则还有存在的空间？
周敬青：党内潜规则是党的显规则即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党章是指导所有党员干部思想言行的根本准则，是党内的根本大法。然而，由于党的制度失效，党内潜规则盛行，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而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党内潜规则，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被束之高阁。
同时，党员干部的行为与党章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执行党章制度能得到积极评价及正向发展，那么党员干部就在切身体验的基础上增强遵守、执行党章制度的内在动力。反之，党章制度对人的规范、引导力则下降，甚至党章制度被消解、被扭曲走形、被异化。恰恰在党内潜规则侵蚀、盛行的党内一些组织中，坚持党章原则的得不到支持，而奉行党内潜规则的却被赏识重用，这就必然会消解党章制度权威，强化党内潜规则。
《小康》：某些党组织和党内的某些同志奉行潜规则，是和个人思想有关还是与党内制度建设存在缺陷有关？
周敬青：两者都有关系。党内潜规则的盛行与一些党员干部道德的滑坡、价值和是非标准的降低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些肮脏的东西受到追捧，一些糜烂的行为被看做是正常的现象，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成为符合道德观念的行为，把不正常的事当成正常的事来看，从而颠倒了价值观、是非观和荣辱观。由于思想庸俗化，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失去社会责任感，淡化了“公仆”意识。有些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正在被权欲、贪欲、物欲和情欲所取代。党内潜规则就必然被他们所遵行。
党内显规则与党内潜规则是此消彼长、此存彼亡的对立关系。只有真正表达党情、贯彻党意的党内显规则硬起来，彰显党内显规则的权威，那些隐藏的、私下约定的党内潜规则才会在合法性的拷问声中消失。党内潜规则是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必须用完备的制度来破除党内潜规则。必须铲除党内潜规则的生存环境，重视“软环境”的意识保障，通过彰显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显规则的权威，强化党的显规则的教育，加强全党的显规则意识的培养，促使党的显规则内化为党员的内心信念、行为模式，从而自觉抵制党内潜规则。
要约束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
《小康》：怎样才能彻底消除党内潜规则？
周敬青：党内潜规则与社会潜规则、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为党内潜规则提供了生存土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要通过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倡导制度文化、打破固定利益圈，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
党内潜规则是党员干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标准，其根源是利益使然。基于“成本—效益”分析党内潜规则，党员干部作为理性“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特性是党内潜规则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应从利益的基点出发破除党内潜规则。通过加大党内潜规则的运行成本，建立科学的补偿和惩处机制，使抵制党内潜规则的人受到保护，使遵循党内潜规则的人受到惩处；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剥夺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性特权，缚住“腐败利益集团”的攫取之手，割断党内潜规则的利益链条；推进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打破党内潜规则形成所依赖的固定利益圈。
党内潜规则实质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本身则是由于领导干部掌握了太多的权力而且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因而真正消除党内潜规则，还是要约束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建立起规范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党内制度的强势会遏制党内潜规则的产生。通过健全完善党的制度体系，尤其是通过党务公开、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加大选择党内潜规则行为人的成本，必然会给党内潜规则以致命的打击。如在党的决策过程中，通过切实推进党务公开的制度建设，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减少“灰箱”甚至“暗箱”操作。如通过制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倒查”机制，对存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遏制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少数人独掌用人权”的潜规则。如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通过曝光“人治大于法治”、“权大于法”的种种丑闻，曝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因照顾情面而犯错误的典型案例，让人们感悟到法不容情以及相关责任，才能真正使党内的潜规则失去根基、失去市场。如在反腐败时，切实地做到对腐败分子的“零度容忍”，不应在反腐中“抓大放小”、“挑肥拣瘦”，形成“放水养鱼”，以彻底治理党内潜规则。
《小康》：您曾经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对中外政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也颇有研究，国外的政党是否同样存在潜规则？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国内学习借鉴的经验？
周敬青：往往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党自身的制度就越健全，党内潜规则也就越没有藏身之地。
如一些发达国家，把对社会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法制化。如：美国出台《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1965年）、《道德法案》( 1978年)、《美国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伦理行为规范》(1992年)，韩国出台《公务员道德法》(1993年)，德国出台《政党法》（1967年）等。如，英国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和公开制度，英国各级政府所有的公务报销情况经过严格的审计后，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开且必须上网，以备公众随时查询，而政客和文官的收入及个人财产状况也必须上网向公众公开。通过提高透明度防止以暗箱操作为特点的潜规则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