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68年历史的英国《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成了“世界新闻”，而默多克旗下这份小报的最终停刊，却又让不少英国人唉声叹气、恋恋不舍。这又爱又恨的态度，或许和英国强大的小报文化有关
如果7月10日那天，你出现在伦敦街头那些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报刊亭或是其他公共场所，总会看到手持一份甚至几份《世界新闻报》的人。“下周末就不再能读到这份拥有168年历史的报纸了”——这对英国人而言，心情难保五味杂陈。
这一切的开端，似乎是在7月4日：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头条报道称，《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这篇报道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强烈震动了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在英国媒体、政界、警方掀起了轩然大波。随着事态的发展，无奈之下，7月7日，老默多克之子、新闻集团副首席运营官詹姆斯·默多克公开宣布，在7月10日出版最后一期之后，关闭陷入窃听电话丑闻的《世界新闻报》。
然而，导致一张百年老报最终 “退场”，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就像英国人对《世界新闻报》那纠结的态度——他们对报纸记者搞窃听，不择手段挖掘隐私切齿痛恨，但在谈到《世界新闻报》真不再出版时，很多人却又唉声叹气，一口气买上三五份最后一期留作纪念，并念叨着“其实，它也没那么坏”。
风起云涌的小报界
《世界新闻报》究竟是怎样一份报纸？
在英国，有人将它称作《太阳报》“姐妹刊”，因为它俩都是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著名小报。
英国报业，素有大报、小报之分。所谓大报，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卫报》为代表，一般版面尺寸较大，所登载的新闻较为严肃。
而所谓小报，如《太阳报》、《世界新闻报》、《镜报》、《每日邮报》等，其“小”字的本意，开始时只是指其版面尺寸较小。在英国，报纸最初更多是供人们在早餐的餐桌上阅读的，甚至在贵族家庭中，每天的报纸须由管家用熨斗熨好后，与早餐一起送到主人的卧室里或者早餐餐桌上。但随着报纸开始走出家门，为了便于人们在地铁和公交车上进行阅读，小型报纸问世了。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报开本“小”的原意已经被报纸所体现的趣味所取代——小报多以煽情新闻为卖点，其内容偏好犯罪、丑闻、名人八卦、体育新闻、社会奇闻，而不是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大事；其写作风格也多采取夸张、渲染和耸人听闻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客观写作。
当然，小报也会报道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但重要的是，这些“大事”要有市场价值，而且得配合吸引眼球的标题和图片。比如它们也会报道某半官方机构的资金丑闻，标题是《艰苦朴素，受够了！》；也会报道猪流感、避孕法、恐怖主义，但得弄得耸人听闻——《学校发布猪流感警报》、《植入式避孕法拉响警报》、《恐怖主义警报再袭火车与机场》。
而这次默多克丑闻的“祸根”《世界新闻报》，在1969年被默多克买下前，只是一份“周日发行的”、“充满故事的”普通报纸，并且在1890年代，还被评论家马修·英吉评论为“一份非常得体的报纸”。而在它被归于默多克旗下后，这位被其他小报称为“声名狼藉的小报发行人”的默多克，果断地将《世界新闻报》变成了小报，开始以娱乐、花边、甚至色情信息获取市场。凭借耸人听闻的标题、形形色色的名人隐私以及无奇不有的奇闻轶事，《世界新闻报》神奇般走红，没过多久读者就增加到了400万人，和刺激、轰动的《镜报》、拥有“三版女郎”的《太阳报》一样，成为全世界街头小报的偶像。
小报练就神勇“干探”
小报专攻的报道方向，决定它势必不能做那些正儿八经、正襟危坐的访谈。英国的小报文化，也造就出了一批批愿为寻找“独家新闻”而铤而走险的媒体人，他们靠不择手段挖掘八卦来博得眼球。
狗仔队，因此成了小报最好的伙伴。据说《太阳报》就是狗仔队的最大雇主。人们普遍认为，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和男友在巴黎车祸身亡，就是因为躲避追拍才超速行车的，而狗仔队的一名摄影记者更被指见死不救，反而向《太阳报》天价兜售照片。
至于今年7月这场窃听丑闻的主角《世界新闻报》，也不是第一次惹火上身。2006年8月，它的王室消息版编辑克里夫·古德曼与私人调查员格伦·穆尔凯尔就因窃听皇家侍从武官的电话而被捕。2010年9月《纽约时报》再度爆料《世界新闻报》曾通过电话窃听来获取种种一手资料。此后，《世界新闻报》一直风波不断。
很显然，《世界新闻报》玩得太过火了。但其实，报社内部的小报记者们，为了生计，每天都在大环境里，活得水深火热。对他们来说，挖不出“好新闻”就意味着收入锐减，生活捉襟见肘。
窃听丑闻曝出后，一名《世界新闻报》内部人员爆料：报社是个极神秘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像是警察，或是情报部门的工作，因为人人都像在被隔离的孤井内生存。于是，竞争也就变得越发残酷。《世界新闻报》会经常性地拦截其他报章编辑的语音信箱，以寻找新闻线索。但这位内部人员相信，他自己的手机也曾因同样的理由，而被另一家媒体集团麾下的小报窃听过。
这样看来，小报记者们个个神勇得好似特工人员。美国CNN主播名人皮尔斯·摩根早年曾是《世界新闻报》的主编。据他透露，刚作为新闻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辞职不久的丽贝卡·布鲁克斯就是《世界新闻报》的一名“老练特工”。当年，摩根曾派布鲁克斯前往《星期日泰晤士报》打探内幕消息。在那里，她伪装成清洁工，在卫生间里藏了两个小时，从而为备受期待的《查尔斯王子传记》获取了独家信息。
至于《世界新闻报》另一位神勇记者马兹贺·马穆德则专挖社会名流的丑闻。截至目前，马穆德声称自己已经成功挖出232宗名人丑事。但这位“神探”的真名、联系方式，却没有几个人知晓，他本人甚至很少出现在办公室。马穆德行踪如此神秘，说不准也是怕被“窃听”、“追踪”、“爆料”的某种应对招数。
如今，无论是神勇的记者，还是培育他们的小报，似乎一时间都成为众矢之的，引发英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关于道德、法律、新闻自由与社会病的激烈争论。
但《世界新闻报》的出局，是否意味着小报，甚至小报文化在英国退场？情况也许恰恰相反。就像《世界新闻报》最后一期，用一句“谢谢，再见”就换来了将近500万份的销量。或许，新闻自由、隐私保护甚至道德准则总能被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找到某种看似妥当的解释，而商业销量却永远是铁铮铮的数字，特别鼓舞激励人。这样看，《世界新闻报》空出的市场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填满。不然，街头巷尾也不会出现那些对着 “《世界新闻报》刨垃圾桶买消息”的报道或惊叹或斥责的人。当然，惊叹或斥责之后，这些报道多半也就被扔进了垃圾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