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问责红十字会的风暴对中国慈善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社会的正面效应正在逐步展现，中国慈善事业即将迎来转型
一直鹤立鸡群的中国红十字会，正处于成立百年来的最低谷，这只凤凰面临的信任危机，为中国慈善组织的铁门打开了一扇窗，门内的鸟儿均感受到空前的压力。
7月14号下午两点四十，在北京师范大学教4楼309室前，一个腼腆的男生独自在门外等候。他叫杨建，来自内蒙古包头，是这所学校历史专业2010级的学生，他等待的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杨建几天前在学校BBS上看到王振耀讲座的通知，“内心有一些疑问希望得到解答”。
杨建迫切想知道的是，红十字会有没有“挥霍”捐赠者的善款。疑问缘于他曾经发起的一场义卖活动，一年前，刚参加完高考的杨建和好友一起制作了一批名为“新生宝典”的小册子，“义卖”对象则是当地的初中生，一本售价一元，他们将全部挣得的200元钱，捐到了当地红十字会。
看到媒体上关于红十字会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杨建心里很是不安，“我担心捐款到底流向了哪里。”
从“捐出手就完事”中苏醒
“郭美美”事件作为导火索，点燃了红十字会这颗炸弹，进而引爆了对中国慈善组织体系的集体质疑。热衷慈善的人们从过去“捐出手就完事”的行为中苏醒，越来越多的人像杨建一样开始反思：自己的捐款被用到了何处？
在舆论的暴风骤雨之下，红十字会被推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红十字会罕有地召开了廉政会议，身兼会长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表态，清正廉洁是红十字会工作的生命线，要求制度建设上保证工作公开透明，努力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信任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慈善公益组织。在7月8日举行的中国基金会30周年大会上，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希望以基金会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提升带来整个公益慈善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提升；这不仅是行业自律，也是行业自救。”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的现状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当前以郭美美事件为中心的舆论问责红十字会的风暴对中国慈善的发展未尝不是好事，现在，社会的正面效应应该正在逐步地展现，中国慈善即将迎来转型。
门打开了，就不会再关上。不止是红十字会亟待凤凰涅，这一次，整个中国慈善事业都面临浴火重生。
官办慈善积弊已久
在与中国红十字会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媒体曝光后，郭美美一度被网友称赞为潜伏在体制内部的“英雄”，看似调侃的玩笑，实则映衬出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慈善体系积弊已久。
实际上，从今年4月15日“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费”开始，公众对慈善组织充满信任的目光被一次又一次灼伤。直至7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布“三公”经费情况显示，称公务接待费从去年的15万降到今年的3万元，已没有人会轻易相信。
中国红十字会一直被人们称为政府操纵的“民间慈善组织”。王振耀说，以政府管理为主的慈善组织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政府资金支持的慈善组织成长得比较快，社会资金支持的慈善组织成长得比较慢，于是出现了不均衡发展。在90年代的慈善募捐中，募捐账号只公布两个，一个是红十字基金会，另一个是中华慈善总会，“这也就造成了慈善垄断。”
7月19日，一批捐给四川石渠县一所贫困小学的10万元教学用品，遭该小学婉拒，校长说有上面要求只能接受红十字会捐赠。报道一出，舆论哗然，这被视为红十字会基于垄断地位对竞争对手的打压。在当下自身失信于民的背景下，此举无疑更加恶化了各界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感。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来看，红十字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各国的红十字会都与政府关系密切。此前有媒体公开报道，国际红十字会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信息披露不到位，但由于互相独立、平等伙伴关系，国际红十字会并无权决定中国红十字会的运作模式。
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背景相比，其不公开、不透明、无监督的运作模式最饱受诟病，这也反映了和杨建一样绝大多数捐赠方的普遍质疑。虽然本月中国红十字会公布了“三公”费用，但这也只是披露了它作为政府体制一部分的经费问题，而对于所筹集的善款部分并没有进行对外公布。
目前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信力和透明度成为焦点。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去年底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表明，超过九成社会公众表示对当前中国慈善信息公开情况不满意或不太满意。
但在《小康》“诚信机构榜”中，中国红十字会仍以33.0%的得票率位居“国人最信赖的中国慈善机构”次席。对这一结果，受访者大多表示并不奇怪，长期以来红十字会的一家独大，再加上其他慈善机构并不被人熟知，这样一个投票结果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6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将力争在7月底推出“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信息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平台对捐款的接收、管理和资助流向进行在线查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基金会人士告诉《小康》记者，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有政府方面的资金等支持，在信息透明、财务公开方面意愿不强，此次舆论风暴将对这些慈善机构形成倒逼压力。
民间慈善处境尴尬
“郭美美事件”无异于一颗炸弹，对整个中国慈善行业产生的影响仍在持续。
有评论认为，由于受“红十字会风波”影响，中国民众对慈善组织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相当一部分人会保留“捐赠意愿”进一步观望，或者通过其他专项献爱心活动进行“点对点式捐赠”，2011年中国整体捐赠总量或将低于以往。假若如此，这势必会给中国慈善事业蒙上一层阴影。
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中国透过民间渠道募集的资金和物资规模数字惊人，这些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也愈发备受重视。他们在中国境内被官方称为“社会组织”，在境外简称NGO(通常译为“非政府组织”)。中国社会组织的诞生途径不一：既有具备官方背景、伴随政府职能转型事业单位改革等，由政府部门主动组建甚至运作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比如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也有公民基于社会需求发起，相对独立运作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
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截至2010年，我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万个，基金会2000多个。今年5月，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超越了公募基金会，但目前中国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透明化刚刚起步。王振耀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基金会中有自己的官网的不到四分之一，在官网上公开捐赠明细的基金会则少之又少。
中国本土公益慈善组织力量相对弱小，往往没有充足的资金，有的甚至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开展项目的资金依赖十分严重。一些来自高校的研究结果显示，很多本土公益慈善组织的项目资金来源都是境外，而这很容易成为有关部门警惕的对象。
多数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游走在灰色地带，身份处境颇为尴尬。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处于“非法状态”。同时，民间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内容庞杂，透明度低，加上自我管理制度缺位、落后，导致民间组织发展严重不足，一些慈善组织甚至已经跌入公信力的泥沼。
目前，中国对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除了民政部门以外，还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部门的确认，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不少草根组织，都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而无法登记。
成立于2008年的贵州乡土文化社是根植于贵州的民间公益机构，目前一共有5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协助贵州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社区发现和挖掘本土文化核心价值，增进文化认同。资金主要来自香港乐施会和香港社区伙伴。
作为民间公益慈善机构，贵州乡土文化社一直找不到主管单位，为了继续生存，无奈之下只有像大部分无法通过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一样，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工商注册。进行工商注册之后就要按章纳税，从事公益服务，却还要缴税，对于募款本来就很不容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社会组织来说负担不小。
7月10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有分析认为，民政部再次重提放开三类组织登记，表明政府今年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300万没有注册的社会组织有望转正。
对此，致力于打造公益领域的信息平台的《中国发展简报》中文版主编付涛认为，这不是一个制度突破，只能说明民政部对于民间组织的注册保持了更开放的态度，但并不意味着双重管理的取消。
中国慈善的专业化道路还很远
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组织救助基金会和天使妈妈志愿者团队设立的天使妈妈基金是公募性儿童救助专项基金，他们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慈善义卖和慈善晚会的形式，为孩子募集日常生活、手术和术后康复费用，帮助身处困境的儿童改善后续生计，术后寻找合适的收养家庭。
天使妈妈团队在捐款管理和信息公开方面得到了王振耀的肯定，在天使妈妈的官方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实时查询捐款的来源和去向，信息的公开透明为天使妈妈赢得了捐助人的信任。天使妈妈团队的发起人沈利告诉记者，这个捐款查询的软件一经开发，就获得了天使妈妈的合作单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组织救助基金会的认可并投入使用，目前，在“中字头”的国内公募基金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组织救助基金会也是第一家做到这点（网络实时查询）的公募基金。
成立六年的天使妈妈团队之前一直是由义工组成，直到去年，天使妈妈才开始有行政经费。行政的亏空会通过一些慈善救助活动的捐款来筹集，在天使妈妈的官方网站上，不管是行政支出、医疗支出还是生活支出，每一笔的具体去向都标明得非常清楚。“草根的出生，没有明星背景，没有大企业的支撑，只有做到透明才有持续不断的捐款，慈善必须透明。我们很庆幸我们一直在坚持捐款透明。”沈利说。
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王振耀告诉《小康》记者，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过高，而基金会的行政经费工资福利又太少。
2008年，美国基金会的数量是75595个，很多是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最近两年，美国基金会的增速是每天平均增长10个。反观中国，据基金会中心网显示，截至2011年7月24日，中国基金会总数只有2299家。王振耀认为，现代慈善往往是组织化的家庭，要组织发达就必须专业化、职业化，而中国慈善的专业化道路，现在看来还很远。
2011年7月15日，壹基金于深圳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战略规划，强调要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李连杰一语道破了“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民众慈善热情的打击：“钱不是大问题，伤心才是大问题！”
这个夏天成为中国慈善行业最冷的寒冬，各尽所能改变现有的糟糕气候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本应珍视信任如自己羽毛一般的慈善行业而言，“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能否助推其冲出牢笼飞得更高，尚需时间的检验。
官办慈善史
在1949年以前，即使战事不断，但中国仍拥有相当数量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也在不断向前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救济院、慈善堂、寡妇堂、教养院等慈善组织被全部收归国有，变成了福利院、敬老院等等。“在计划经济年代，只有红十字会没有取消，由于取消不了，只有让它严重行政化，不让它国际化。”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
慈善组织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1年7月28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朱德夫人康克清担任第一任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紧随其后，于1982年5月29日成立，邓小平任首位名誉主席。之后，众多极具官方色彩的“国字号”基金会相继成立，其会长也多为时任或离任国家领导人，此后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