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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平板玻璃，还有炼钢等行业，清理完以后又出现过剩，症结在于企业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主要在消耗与排放两方面。
张长春：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投资研究所所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管理部门对水泥、平板玻璃，还有炼钢这些行业进行了几次清理，抑制不合理的建设和产能过剩。数据表明这些行业里面，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是不同所有制的共通现象。如果看一看这些行业2003～2009年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业中投资比重的变化，这七年来，国有控股投资的比重实际上是在下降。
炼钢行业下降少一些，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其余的五个行业下降10～6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集体、民营与外资在这六个行业的投资比重大概增长10～36个百分点不等。某种意义上看非国有经济对不合理的产能过剩的贡献可能会大一些。原因就在于非国有投资可能在产权约束和投资约束机制上相对要健全，它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的效率，可能要比国有及国有控股要高。投资的数据表明，非国有投资的比重一直在大幅度增加。固定资本形成积极，由此形成的新增产能不会低于它的投资比重的增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察这六个行业按隶属关系的投资情况，中央，省里的，地市的，县以及其他的，表现出如下的规律：越往下投资增长速度越高。所以行政层级越往下，非国有的比重会越大。管理部门清理遏制管理产能过剩，低水平建设，不合理产能建设是一种共通的现象。
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刚刚所说的投资实际上是流量概念或者增量概念。但产能过剩，更多的是存量概念。产能的过剩跟新增的投资，以及新增的产能有关系。应该说，非国有投资的约束机制是比较健全的，那么它在决策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也就是有没有利，利大利小，风险多大。它不会考虑到这个行业里面，过剩不过剩，它也不应该考虑。这就出现一个矛盾，整个行业而言，它过剩了。我们说的这六个行业就是如此。
从微观投资决策的角度看，它可能不过剩，如果过剩了，没有收益，那么非国有理性的投资者，它不会往那儿挤。清理完以后又出现过剩，症结还是在于企业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主要在消耗与排放这两个方面。
相应的措施应该是：第一，就是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建立资源性产品核算办法。在资源性价格中体现生态恢复成本。对资源性产品，比如矿产开采权，可以通过拍卖、租赁、协议等适当的手段出让。对石油、天然气、水等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定价的资源性产品，应该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生产效应，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避免价格过低。降低企业的成本带来产能低水平扩张。这是从消耗这个方面来讲。
排放这一块，可能更多是要提高我们有关排放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效力。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相关制度，让公众对所在地领导干部的升迁有一定的发言权。通过逐步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行使选择权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增加基层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动力与压力，把我们的排放这一块做好。
第三个方面，应该打破竞争性领域的垄断，促进竞争。竞争性领域的垄断，除了破坏公平竞争这一最基本的市场原则以外，还带来企业创新严重缺陷。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发挥市场在结构选择上的择优的功能。这些做法，不仅仅有利于抑制不合理的产能过剩，还可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间、地区间的流动，同时增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对作者采访整理而成，不代表本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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